黨性如何進入課堂與大學

◎ 徐海萌

黨性如何進入課堂與大學

我是一名上海女生，2004年1月14日出生於上海。曾經，父親工廠的成功讓我暫時相信了中共的面具；可進入大學後，我才發現中共竟然如此可怕......

我第一次聽見「上海不是獨立王國」這句話，是在高中課堂上。

說這句話的是我的一位老師。多年以後，我仍然記得那種不適感。因為這句話表面上是在提醒學生不要有地方主義，實際上卻像一種政治訓誡：上海不能太像上海，上海人不能太珍惜自己的本地性，城市記憶不能高過國家敘事，地方身份必須先向黨性低頭。

作為一個上海本地人，我從小理解的上海，不是宣傳片裡的上海，也不是紅色展館裡的上海。它是外婆嘴裡的上海話，是弄堂裡的鄰里分寸，是菜場裡討價還價的腔調，是「拎得清」「做人家」「識相」這些只有在本地生活中才真正懂得的詞。上海不是一個抽象的行政單位，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套市民倫理。

筆者的高中老師說「上海不是獨立王國」。（法新社檔案照）可是，在中共式教育裡，這種地方性常常被處理成一種需要警惕的東西。一個學生如果珍惜上海話、在意本地文化、對這座城市有強烈情感，就很容易被提醒：不要搞特殊，上海不是獨立王國。

這句話當然可以在字面上成立。上海當然不是獨立王國。沒有一個普通上海學生真的以為上海可以脫離中國獨立存在。問題在於，當這句話被放進課堂、被老師用來訓誡學生時，它的真實功能並不是討論憲政或行政關係，而是在敲打地方主體性。

它真正要說的是：

你不應該太把上海當一回事。

你不應該太相信自己的城市記憶。

你不應該太珍惜本地語言和本地性格。

你首先要學會的，是服從更高的政治敘事。

這就是黨性進入課堂的方式。它不一定直接說「你們必須服從黨」，而是透過一句句看似正確的話，讓學生從小接受一種秩序：地方必須服從中央，個人必須服從集體，生活經驗必須服從政治解釋，城市記憶必須從黨史敘事。

後來，我在大學裡看到，這種訓誡並沒有停留在課堂上。它會繼續進入學生組織、評獎評優、入黨積極分子選拔、就業機會和人際關係。

我在上海師範大學讀書時，越來越強烈地感到：真正有資源、有機會、有工作路徑的人，往往不是那些真正在本地生活、理解這座城市、珍惜這座城市的人，而是那些最會適應黨團體系、最會向組織靠攏、最會表忠心和做姿態的人。

這其中有很多是外地來上海讀書的學生。但我要說清楚，我並不是把問題歸咎於「外地人」。上海本來就是一座移民城市，真正的上海精神也從來不該是封閉排外。問題不在於一個人來自哪裡，而在於中共的大學體系獎勵什麼樣的人。

黨性進入課堂的方式。它不一定直接說「你們必須服從黨」，而是透過一句句看似正確的話，讓學生從小接受一種秩序。（美聯社檔案照）它獎勵的不是獨立思考。

它獎勵的不是地方責任。

它獎勵的不是專業能力和公共精神。

它獎勵的是會鑽營、會站隊、會服從、會把自己包裝成「組織需要的人」。

於是，最會進入黨團系統的人，最會當學生幹部的人，最會寫思想彙報的人，最會在老師和學院面前表現「積極」的人，反而更容易拿到機會。評優、推薦、實習、留校、體制內路徑、輔導員崗位、行政崗位，往往都和這一套組織篩選邏輯有關。

而像我這樣對上海有真實情感、對黨性話語本能反感、不願意把自己訓練成組織工具的本地學生，反而在自己的城市裡變得多餘。

這是一種很荒誕的處境：上海本地人被要求不要太像上海人，而最有機會代表上海、管理上海、解釋上海的人，可能恰恰是那些最能接受黨性馴化的人。

他們不一定愛上海。他們愛的是上海提供的資源、平台、戶口、工作、身份上升通道。

他們不一定理解上海。他們理解的是如何在黨團系統裡獲得位置。

他們不一定尊重這座城市。他們尊重的是權力如何分配機會。

這才是我最想讓台灣讀者看見的地方。

台灣人容易把中共想像成一種外部威脅

上海本地人被要求不要太像上海人，而最有機會代表上海、管理上海、解釋上海的人，可能恰恰是那些最能接受黨性馴化的人。（彭博檔案照）很多台灣人討論中共時，容易把中共想像成一種外部威脅：軍機繞台、外交打壓、統戰滲透、武力恫嚇。這些當然都是真實威脅。但中共更深層的危險，不只在於它會不會用武力征服一個地方，而在於它會如何改造一個地方內部的人。

它會先進入課堂，告訴你：地方主體性是危險的。

它會進入學校組織，告訴你：服從比獨立更有前途。

它會進入就業市場，告訴你：靠近組織的人才有未來。

它會進入日常語言，告訴你：你的本地經驗只是小情緒，黨的敘事才是大局。

久而久之，一座城市不需要被明面上摧毀，它會從內部被替換。

上海就是一個例子。

上海曾經有很強的市民性。它講契約，講邊界，講效率，講體面，也講一種不願意被粗暴支配的生活分寸。上海當然有它的問題，有傲慢，有階層隔閡，也有本地人的排外情緒。但這些問題本該在城市內部被討論、被修正，而不是被黨性一刀切地壓扁。

中共對上海做的，不是簡單地反對地域歧視。

它真正做的，是把上海的地方性污名化，把上海人的城市記憶政治化，再把上海重新包裝成「黨的誕生地」、「紅色城市」、「基層治理樣板」。

石庫門不再只是石庫門，而成了紅色展廳。

台灣人討論中共時，容易把中共想像成一種外部威脅，像軍機繞台等武力恫嚇。圖為共軍殲-16戰機示意圖。（資料照，國防部提供）上海話不再是日常語言，而成了文旅表演素材。

市民社會不再是自發秩序，而被改造成網格化治理對象。

本地人的城市感不再被尊重，而被懷疑成「地方主義」。

更諷刺的是，在這種過程中，真正理解上海的人未必能留下來，真正珍惜上海的人未必有位置。留下來的，往往是那些最適應體制規則的人。他們可能來自任何地方，包括上海本地，也包括外地。關鍵不在出身，而在篩選機制：誰越能接受黨性，誰越能進入資源分配系統。

這對台灣意味著什麼？

台灣讀者不應該只問：中共會不會打台灣？

也應該問：如果有一天中共的制度進入台灣，它會如何改變台灣人的學校、工作、語言和城市？

到那時，最有機會的人，可能不再是最有能力、最有公共精神、最珍惜台灣民主生活的人，而是最會說正確話、最會靠近組織、最會檢舉別人、最會把自己包裝成「促進統一」「維護穩定」「服務大局」的人。

台灣的大學裡，會不會也出現一批學生幹部，專門學習如何代表組織管理同學？

如果有一天中共的制度進入台灣，它會如何改變台灣人的學校、工作、語言和城市。（資料照）台灣的學校裡，會不會也有人告訴學生：台灣不是獨立王國，所以不要太珍惜自己的主體性？

台灣的就業市場裡，會不會也出現一種隱形標準：誰越靠近黨國敘事，誰越容易有機會？

台灣的本地語言、地方記憶、公民社會，會不會也被重新命名成「需要治理的問題」？

你們難道想要這樣嗎？

我不是在用上海的經驗替台灣製造恐懼。

我只是想說，中共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會把每個人立刻變成受害者，而是它會重新設計一套獎勵機制，讓最願意服從它的人上升，讓最有主體性的人被邊緣化。

它讓鑽營者有工作，讓沉默者有安全感，讓表忠心的人有前途，讓堅持自我的人變得孤立。

它不一定馬上殺死一座城市。

它會先改變這座城市裡誰能成功。

當一個地方開始獎勵黨性，而不是獎勵誠實、能力、專業、善意和公共責任，這個地方就已經開始被改造了。

我在上海看到的，就是這樣的過程。

從高中課堂上的一句「上海不是獨立王國」，到大學裡黨團學生幹部掌握更多機會，再到本地學生在自己的城市裡逐漸失去位置，我看到的不是個別老師或個別學生的問題，而是一整套制度如何運作。

它先告訴你：你的地方身份不重要。

再告訴你：你的個人感受不重要。

最後告訴你：只有組織認可的人，才有資格擁有未來。

這不是教育。

這是馴化。

這不是開放。

這是替換。

這不是讓上海變得更包容。

這是讓上海變得更像一個被黨性接管的城市。

我知道，上海不是獨立王國。

可是上海也不應該只是黨國敘事裡的一個展廳。

一個城市可以不獨立，但它應該有記憶。

一個地方可以屬於更大的共同體，但它不應該被抹去主體性。

上海不是獨立王國，可是上海也不應該只是黨國敘事裡的一個展廳。。（路透檔案照）一個人可以尊重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但她也應該有權利珍惜自己的語言、城市和來處。

如果連這些都要被懷疑、被敲打、被組織化，那麼所謂「統一」、「穩定」、「大局」，最後留下的只會是一群懂得服從的人，和一座失去靈魂的城市。

而我不希望台灣有一天也變成這樣。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