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f einen Blick
香港“七一”回归29周年,市面旗海飘扬,但昔日大规模游行示威已成绝响。公民团体式微,敢于发声的港人日渐稀少。Z世代关靖丰认为“七一”充满讽刺,承诺一步步流失。前社民连主席陈宝莹感叹,高度自治名存实亡,连微小异议声音也难容。
KI-generierte Zusammenfassung
Warum es wichtig ist
香港特区政府将“七一”作为纪念香港回归及特区成立的头等纪念日。然而,在《国安法》实施后,公民团体式微,市民对政府施政提出不满的声音日益罕见。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如近年的7月1日,中国国旗及香港特区旗旗海在香港市面无处不见。早在几个星期前,“特区成立29週年”的标语已经到处挂满。对于香港特区政府而言,“七一”是头等纪念日,意味著1997年香港回归、特区政府成立週年。
亲北京港媒《星岛日报》6月29日公布调查,指将近70%受访者对本届港府与特首李家超的表现感到满意,两项指标都高过去年。
这项调查没有提到宏福苑大火后,市民满意度有否改变;非随机抽样的网络问卷调查,也使其公信力受到怀疑。不过在后《国安法时代》,香港公民团体几乎化整为零,敢于对特区政府施政提出不满的市民确实越来越罕见。
关靖丰(Miles)是其中一位少数敢向港府提出问责诉求的港人。他在宏福苑大火的第二天发起联署,要求独立调查、问责官员。有传媒报道他之后因此被捕,也被中大开除学籍。
对于Z世代的他来说,“七一”是一个讽刺的日子。
关靖丰出生于2001年,香港移交时还未出生,更遑论有记忆。对他来说,1997年的“七一”是中国承诺继续保障港人权利的一年,但“我们看见这些承诺一步一步流失”。
“在‘一国两制’之下,或者在《基本法》之下、主权移交后的现况下生活,这件事其实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暂时就是这样。所以对于成长阶段来说,这些东西像是融入背景一样,你未必会特别去思考它。但当去到一些很重要的政治时刻,当《基本法》的承诺不断被践踏、我们权利不断被剥夺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停去想这个日子(七一)。这个日子对在很多恐惧下生活的香港人来说是挺讽刺的。”关靖丰告诉DW。
2003年的“七一”,超过50万市民上街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此后,“七一”这天成为每年港人上街游行示威的日子,直到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合法的“七一”游行示威才被强行压下。
关靖丰说,他对2003年以后的“七一”游行记忆非常模糊,但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当时还是高中生的他,参与了最后一次港警发出“不反对通知”的七一游行。他形容:“20年的‘七一’,政府人士说是‘二次回归’。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的权利、主体性,被第二次剥夺。”
去年“七一”前夕,亦是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连解散的日子。最后一任党主席陈宝莹说,自从社民连2006年成立以来,他们从没有缺席过七一游行、示威。
陈宝莹向DW表示,一般香港民间参与“七一”的大游行,其实就是民间活力的体现:“官方说的除了(七一)回归祖国之外,另一个最大的(承诺),就是给香港有高度自治——马照跑,舞照跳,生活方式不变嘛。但是最近这几年大家看到了,根本就是面目全非了,‘高度自治’这点,已是名存实亡。”
近6年“七一”本来还剩下社民连陈宝莹在街头摆摊,拿麦克风放送。但随著社民连去年6月30日解散后,今年街头已听不到异见者的声音。
当时的解散记者会上,陈宝莹是这样说的:“我们理念是公民直接行动,透过组织、请愿、游行、公投,鼓励市民为自己权利发声,推动公民权利,信念是‘没有抗争,哪有改变’,以非暴力争取各种社会保障,鞭挞不公不义的政策。”
接受DW采訪时,陈宝莹回到一年前举行解散记者会的场地。过去一年不止社民连,还有民主党都先后解散,陈宝莹回想,即便社民连这一年还未解散继续发声,对政府的压力都已非常少:“悲哀的情况就在这里,这个政府连这么小的异议声音都不能容忍。”
今年“七一”,香港特区政府除了金紫荆广场升旗和会展庆祝酒会,还将首度与驻港中联办联合举办中共建党105周年庆祝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
今时今日,“七一”在香港的氛围与过往已大不相同。但对于陈宝莹来说,她记忆里的“七一”还未成为过去式。她说,以往民间会趁这天表达各种各样的诉求,由民主、环保、同志平权等都有,如今“虽然受著很大打压到窒息,我觉得我们民间社会有机会的话,应该都要保持活力和多元诉求。”
关靖丰也认为,香港社会依然存在不一样的声音。
“从铜锣湾走到金钟的这些经历,即使后来在体制的框架里逐渐被压缩,但它们仍然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以及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我相信,正是这些经历,让我这一代,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一辈,都能感受到这些日子的重量与强度。”
Offene Fragen
- 宏福苑大火后市民满意度变化?
- 未来香港民间活力能否重现?
- “一国两制”承诺的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