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革命：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与平衡之道

人类正行走在一条危险的钢丝绳上。

我们的世界面临一个抉择：人工智能革命将如何展开，以及应该划定怎样的界限。过度谨慎可能会辜负AI带来的加速经济增长、提升科学发现和促进繁荣的前景；谨慎不足则可能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和社会失序。平衡至关重要。如果在任何时候失去控制与增长之间的平衡，我们都会跌入下方的深谷。而且，没有哪个国家敢保证自己一定能走到彼岸。

这是我们本世纪最大的生存挑战。

上个月的中国之行中，我们见到的中国科技高管对这项技术持乐观态度，但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有多快这一问题上，他们比硅谷要保守得多。一些人对过于激进地用人工智能取代员工持谨慎态度；还有一些人担心，如果人工智能变得具有颠覆性，整个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都可能受到政府的压制。一位首席执行官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宁可发展得慢一点，也不要全速前进，以避免重蹈工业革命时期卢德分子抵制思潮的覆辙——当时19世纪的英国工人试图通过冲击工厂和捣毁动力织布机来阻止机械化的蔓延。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显然也在鼓励增长和保持社会与政权稳定之间举棋不定，而稳定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重中之重。今年4月，在数十辆无人驾驶出租车突然将乘客滞留在武汉街头之后，中国暂停了新自动驾驶牌照的发放。同月，一家中国法院裁定，企业不得仅仅为了用人工智能系统取代工人而解雇员工。6月，一项新的就业五年计划承诺要防范大规模失业风险，并利用人工智能来促进就业岗位的创造。此外，中国针对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虚拟伴侣禁令将于7月生效。

尽管中国算不上什么典范，但这些举措确实有助于提振民众对人工智能的好感。根据斯坦福大学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国约有84%的受访者表示对人工智能感到兴奋。与此同时，美国对该技术的怀疑态度依然高企。全美各地的社区都在抵制数据中心的建设。家长们担心孩子对人工智能伴侣产生不健康的依恋。工人们害怕被取代。政策制定者警告国家安全漏洞。研究人员则在争论灾难性风险。这些恐惧并非无理取闹。人们正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人工智能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项技术带来的益处分布不均，且往往让人觉得言过其实。原因之一就是所谓的“锯齿状智能”，即人工智能即使在特定领域表现卓越，在无比简单的任务上也会搞砸。因此，当硅谷的一些人预言一场即将来临的就业末日、另一些人则认为业界的宣称夸大其词时，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情绪正在变得负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去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中，8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政府应当对人工智能实施监管，哪怕这样做意味着进步会变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均持这一观点。甚至连在历史上对新技术包容度最高的年轻一代美国人，如今也变得更加愤怒和怀疑。

彻底排斥人工智能将是一个错误。这项技术可以帮助诊断疾病、预测蛋白质折叠、改善农业耕作、更好地预报灾难、设计新材料、加速科学与药物发现，并在危险环境中驱动机器人以提高人类的安全（例如在太空、消防和雷场）。

然而，技术的传播方式从来都不是必然的。如果人工智能被视为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来使少数人获益，那么公众就会发起对机器的反抗。如果人工智能无法在短期内生存，长远来看它也无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因此，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美国或中国谁能对另一方建立起压倒性的、不可逾越的优势，而是在于双方是否都有人能弄清楚，如何在不撕裂自身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实现人工智能的益处。目前还没有谁找到答案。

硅谷的科技高管和全美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正在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今年，各州已经引入了数十项法案，旨在为人工智能筑起安全和隐私的护栏。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试图在新的模型向公众开放之前给予政府更多的审查权。像OpenAI这样的公司也开始认同这一观点，即强有力的安全规则有助于扭转日益高涨的公众反对声浪。但在美国应当如何向前迈进的问题上，目前仍未达成清晰的共识。我们知道巨大的冲击即将到来，而且随着人工智能能力比政策响应推进得更快，这一冲击正在迅速逼近。我们需要更宏大的构想来修复可能很快就会断裂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