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停火協議的諷刺與未來：凡爾賽宮的陰影與新一代領導人的挑戰

Author, 保羅·亞當斯（Paul Adams）

Role, BBC外交記者

Published 17 分鐘前

閱讀時間: 6 分鐘

當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上月在凡爾賽宮（Palace of Versailles）用餐期間與伊朗簽署停火協議時，許多人感到頗具諷刺意味。

他的東道主、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anuel Macron）可能想確保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在特朗普改變主意之前簽署，並且可能盤算著鍍金的鏡廳（Hall of Mirrors）會討這位客人的歡心。

但選擇這個場所，不可避免地讓人將這份僅一頁半的協議與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簽署的極為冗長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相提並論。1919年的條約重塑了歐洲，但巨額賠款的要求讓德國憤怒且滿懷怨恨，並在僅僅20年後為另一場全球大戰埋下了伏筆。

伊朗這項協議在許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但會不會最終也被視為同樣具有決定性？

將近三週過去，脆弱的停火大致仍在維持。然而，在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內外已發生數次小規模交火，而導致戰爭的各項問題也都遠未解決，中東局勢看起來依然像戰前那樣風雨飄搖。

與此同時，伊朗正處於深刻變革之中。

這個國家正在向前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告別。他在四個多月前被殺，死於引爆戰爭的毀滅性美以聯合空襲——那次空襲斬首了德黑蘭政權的大部分高層。

這是一個重大時刻：隆重提醒著舊一代已經讓位於新一代。而隨著新面孔的出現，也帶來了一套新的做法及其自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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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以色列或許已將伊朗許多前領導人送進了墳墓，但取而代之的是否是更難纏的對手？

重新洗牌

「這場戰爭的影響和規模比我們迄今所認為的都要大得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國際事務與中東研究教授瓦利·納斯爾（Prof Vali Nasr）對我說。

「所有這種規模的重大戰爭最終都帶來重新洗牌，」他說。「這場戰爭將為中東做到這一點。」

早在1月，伊朗就爆發了民眾抗議，特朗普和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都預言，這可能預示著伊斯蘭共和國的崩潰。

經過數十年國際制裁，伊朗經濟早已破敗不堪。該國在六個月前與美國和以色列進行的12天戰爭中也傷痕累累。

伊朗長期作為外交槓桿工具的核計劃，雖然未被特朗普所宣稱的那樣徹底摧毀，但已遭到嚴重破壞。

其鈾庫存的下落不明，但據信這些鈾如果進一步濃縮的話，足以製造10或11件核武器；不過據認為大部分被埋藏在伊斯法罕（Isfahan）核設施附近的廢墟之下。

更廣泛地說，伊朗的「抵抗之軸」（Axis of Resistance）——即中東各地代理人和盟友的鬆散聯盟——也經歷了一系列重大挫折。

在敘利亞，伊朗的親密盟友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政權已經垮台，在2024年底短短幾週內轟然倒塌。

在黎巴嫩，以色列暗殺了伊朗支持的真主黨（Hezbollah）高級成員，並用爆炸的傳呼機和對講機重創了其戰鬥人員。

在加沙地帶（Gaza Strip），伊朗的另一個盟友哈馬斯（Hamas）也遭受了類似的命運。以色列對該組織2023年10月毀滅性襲擊的回应，是一場無情的攻勢，摧毀了加沙大部分地區，並造成數萬平民死亡。

當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武裝」（Houthi）叛軍為回应加沙戰爭而向以色列發射彈道導彈並開始襲擊紅海船隻時，以色列、美國和英國都發動了反擊，其中一些打擊了該組織的領導層。

在國內外經歷如此多挫折之後，當時的共識是伊朗處於極度脆弱的狀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稱，特朗普收到了幾份情報報告，表明伊朗比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為虛弱。

認為它能與美國和以色列打成僵局的念頭，似乎是天方夜譚。

然而，這正是後來發生的事。伊斯蘭共和國仍然屹立不倒，部分歸功於其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道之一——並扼住全球經濟咽喉的能力。

優勢在德黑蘭？

特朗普喜歡說他在伊朗實現了政權更迭。瓦利·納斯爾並不反對這種說法，但認為這實際上對德黑蘭有利。

「一個全新的世代已經掌權，」他說。「他們有非常明確的議程。他們管理了戰爭，現在也將管理和平。」

納斯爾說，新領導層並非華盛頓慣於稱之為「腦子糊塗的末日論意識形態分子」的那類人，而是普遍屬於後革命時代的領導人，他們殘酷地專注於維護國家，並且願意比其前任更果斷地採取行動。

該國新的最高領袖莫杰塔巴·哈梅內伊（Mojtaba Khamenei）現年56歲，比其父親阿里·哈梅內伊年輕30歲。據信，阿里·哈梅內伊在戰爭開始時被殺時，身體已經十分虛弱。

總統馬蘇德·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年紀較大，現年71歲，但1979年發動革命的那一代人已全數離去。

兩位關鍵人物——議長兼首席談判代表穆罕默德·巴吉爾·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和革命衛隊（Revolutionary Guard）總司令艾哈邁德·瓦希迪（Ahmad Vahidi）——都年過六旬。

與新最高領袖一樣，兩人都與強大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有著密切聯繫。

「他們是革命的孩子，」倫敦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中東與北非項目主任薩納姆·瓦基爾（Sanam Vakil）說。

「一位86歲的老人不再引導伊斯蘭共和國這艘船。阻礙體制演進的最大剎車，就是阿里·哈梅內伊。」

數十年來，謹慎的哈梅內伊奉行一種有時被稱為「不戰不和」的策略。他的繼任者則更為大膽，對該地區的美國軍事基地發動攻擊，然後在短短幾週後，又願意坐下來談判結束戰爭，且從表面上看，條件對德黑蘭遠非屈辱。

「他們已經表明，他們願意以比上一代更激進的方式投入戰爭，」納斯爾說。

2020年，當特朗普下令空襲殺死前革命衛隊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時，伊朗在發射12枚彈道導彈襲擊伊拉克的美國基地之前，故意預告其報復意圖。沒有美國軍人在那次襲擊中喪生。

今年，面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全面進攻，伊朗沒有表現出這種克制，而是對該地區多個美國基地發動了無人機和導彈襲擊，包括位於巴林（Bahrain）的第五艦隊總部和卡塔爾（Qatar）的烏代德空軍基地（al-Udeid airbase）。

六名美國士兵在科威特（Kuwait）喪生。數百人在戰鬥中受傷。

伊朗還願意襲擊美國的海灣盟友、瞄準船隻並關閉霍爾木茲海峽——這條至關重要的航道——這似乎也讓白宮感到意外。

數十年來，華盛頓一直試圖通過其軍事設施網絡和與海灣國家日益增長的關係來遏制伊朗。

伊朗對以色列和美國襲擊的戲劇性回應表明，這一策略已不再奏效。

「這些國家中的許多原本希望，美國在其領土上的軍事基地能為它們提供安全保障，而非使它們成為攻擊目標，」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伊朗項目主任阿里·瓦埃茲（Ali Vaez）說。

「海灣國家現在正在質疑美國安全保護傘的可信度以及它們自身的威懾策略。」

有報導稱，大多數海灣國家正在向伊朗伸出觸角，尋求修復與這個危險鄰居的關係。法新社甚至援引一位匿名外交官的話報導，在2023年與德黑蘭恢復了關係的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準備舉行一場「和解峰會」，將伊朗和沙特的海灣鄰國聚集在一起。

但儘管海灣國家對於被夾在一場它們不想要並竭力避免的戰爭中間感到憤怒，瓦埃茲懷疑它們中是否有任何一個國家準備切斷與美國軍方的聯繫。

「它們過於依賴美國，無法完全切斷安全安排，」他說。「它們可以試圖兩面下注，但歸根結底，它們沒有更好的去處。」

瓦埃茲摒棄更宏大的歷史類比，將當前局勢稱為一個「可塑時刻」（plastic moment），舊敵對手正在考慮一組不同的關係，其中蘊含著可能性。

「我感覺到一種過去不存在的現實主義程度，」他說。

但伊朗人民呢？

新務實主義者

1月，特朗普向伊朗公民承諾「援助正在路上」。2月28日發動戰爭時，他說得更加明確。

「當我們結束時，接管你們的政府，」他敦促他們。「它將屬於你們。」

這些承諾迄今為止已被證明是虛幻的。德黑蘭確實有一個新世代掌權，但尚未向其人民提供一個更自由、更繁榮的未來前景。

由於政權完全專注於自身生存，阿布扎比（Abu Dhabi）的查塔姆研究所分析師阿尼塞·巴西里·塔布里齊（Aniseh Bassiri Tabrizi）預計不會看到對異議採取不同的做法。

「他們會非常非常密切地關注街頭，」她說。

但隨著戴希賈布（hijab）頭巾在國家機構之外不再強制執行，甚至在戰前就已如此，而德黑蘭的餐廳中悄悄可以買到酒，也有跡象表明，政權可能正在逐漸拋棄一些舊禁忌。

瓦利·納斯爾說，這一切都是由必要性驅動的：恢復國家信仰的必要性。

「他們做了一個務實的決定，即他們的國家理由（raison d'état）要求他們放鬆這些東西，」他說。

在1月大規模流血事件造成的震驚之後，政權至少已經證明它能保護國家主權。

對伊朗人來說，這場戰爭是極其困惑的。對政權暴行的恐懼，逐漸被另一種恐懼所取代——當美國和以色列的炸彈如雨般落在他們國家，殺害平民並破壞重要基礎設施時。

戰爭第一天，在米納布（Minab）一所小學數十名兒童死亡的事件，讓一些人懷疑誰才是真正的敵人。在承諾解放他們之後，以色列和美國似乎一心要摧毀這個國家。

但在與美國和以色列的聯合力量抗衡之後，伊朗的新領導層能否利用這個可能稍縱即逝的機會，重建政權支離破碎的合法性？

「這有點像中國後毛澤東時代的那一刻，」瓦埃茲說，「也就是說，整個體制認識到必須有所改變。這一新領導層明白，它需要一份新的社會契約。」

他們能否做到還是個未知數。伊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由伊斯蘭革命衛隊精英掌控，而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仍在為1月血腥鎮壓中數千名朋友的喪生而悲痛，覺得自己在決定國家未來方面沒有真正的發言權。

自諒解備忘錄簽署以來，伊朗已經從美國制裁豁免中受益，獲准在60天內出口原油和石油產品。

在60天談判期間，其他形式的緩解可能隨之而來，包括解凍數十億美元的伊朗資產，以及當最終協議達成時，終極獎勵：解除所有國際制裁。

諒解備忘錄還提到設立一個3000億美元（2250億英鎊）的「重建與發展」計劃，儘管目前尚不清楚誰將為此買單。

總而言之，這些財務誘因為伊朗的新領導人達成協議提供了強大動力。

薩納姆·瓦基爾認為，該地區正面臨「一個機會之窗」，但她很謹慎。

「有一種情況是他們無法達成協議，談判拖拖拉拉，特朗普總統失去耐心⋯⋯然後說，『好吧，是時候打第三輪了。』」

我採訪的專家沒有一個人認為未來是有保障的。

伊朗、其中東鄰國和美國之間數十年來曲折的關係，留下了一份有毒的遺產，其特徵是深深的懷疑和幾乎完全不信任。

失敗的可能性並不缺乏：圍繞伊朗核計劃的分歧、霍爾木茲海峽的未來、黎巴嫩戰爭，以及各地強硬派根深蒂固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