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新目标：管理社会影响而非仅追求技术领先

中国的一家实验室最近推出了一款有着惊人的强大性能和低廉价格的人工智能模型。由智谱AI开发的GLM-5.2在性能上几乎可以媲美Anthropic的最新模型，但运行成本却不到其十分之一。

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竞赛一直受到两国政府最高层的高度关注。

然而，开发出最强大的模型并不是衡量人工智能成功的唯一方式，甚至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今天，我想谈谈一个较少受到关注、但中国很可能占据优势的领域：管理人工智能革命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影响。

无人驾驶出租车与AI马克思主义

要说有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格外害怕的，那就是躁动不安的无产阶级了。

在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汽车露天试验场武汉，出租车司机们在两年前首次抱怨无人驾驶出租车车队规模的日益扩大。当时人们递交了请愿书，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了标签话题，当地的反对声音不绝于耳。

这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官方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网络上的抗议。但这也引发了对一个同样令西方许多人感到担忧的大问题的重新思考：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中避免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大规模替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反弹？

中国在工作自动化方面比大多数国家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其工厂里有超过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正在工作。无人驾驶快递车在许多城市的街道上穿梭。服务机器人在酒店和餐厅里招待顾客。停车场里的机器人负责为电动汽车更换电池。无人机则忙着配送外卖。

迄今为止，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蓝领工人身上。但人工智能主要威胁到的却是大学毕业生。对于一个极其重视社会稳定的管理体制而言，高学历群体在历史上往往更需要稳妥的引导。

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将自己打造为全球人工智能超级大国的目标已经正式和另一个目标绑定在一起，那就是让普通人始终保持在人工智能经济的核心位置。而在过去一年里，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来落实这一目标。

通过一个个法庭判例来“解放劳动力”

当官方想要表达其对某件事动了真格时，通常会将其写入五年规划。在当前的五年规划中，中国承诺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带来的冲击。

我采访了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人工智能政策的专家陈凯欣(Kyle Chan)。他告诉我，中国希望人工智能能够增强人类的能力——也就是说，提高人类在传统和新兴行业中的生产力，而不是取代人类。他表示，在向这种人工智能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官方希望能够缓冲其带来的冲击，以避免引发社会问题。

我的同事凯蒂·埃德蒙森(Catie Edmondson)最近撰文描述了这一现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承诺将为“重点行业提供定向就业支持”。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则呼吁建立一项“AI失业保险”制度，以此作为被转岗工人的安全网。官方也一直在推动职业培训，以帮助劳动者适应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工作市场。

中国学者甚至一直在拓展一个他们称为“AI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剖析诸如“在人工智能革命之后，究竟是谁或什么创造了价值？”（是机器？是发明机器的人？还是操作机器的人？）等问题。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正在给企业施加巨大的压力以避免裁员。而那些未能严格执行的企业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告上法庭。

目前已经出现了几起偏向被辞退员工的受热议判决。今年4月，一家法院裁定，某科技公司在用人工智能软件取代一名员工后将其解雇属于违法行为。这一判决向其他雇主发出了含蓄的警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份判词中写道：“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应用于解放劳动、促进就业、造福民生，劳动法允许用人单位承接技术变革进行更新转型，但亦应顾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