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Still Talk About June 4th?

◎ 劉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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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還要談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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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背後，往往帶著一種疲憊。歷史既已遠去，死亡既已塵封，那些坦克履帶下的血跡，就應該像舊報紙上的油墨，隨著時間慢慢褪色。尤其在今日台灣，通膨、房價、低薪與地緣政治焦慮，早已佔據人們的日常。對許多年輕世代而言，天安門廣場甚至比冷戰還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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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因如此，紀念六四才變得更加重要。因為極權最成功的統治，從來不是暴力，而是讓人逐漸相信：遺忘比較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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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最初並不是一場革命。那些走上街頭的學生，許多人只是要求更透明的政治、更少的腐敗、更誠實的國家。（美聯社檔案照）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最初並不是一場革命。那些走上街頭的學生，許多人只是要求更透明的政治、更少的腐敗、更誠實的國家。他們高喊民主與自由，不是因為天真，而是因為他們曾真誠地相信，國家可以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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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人們在影像裡看見坦克、槍聲與奔逃的人群，看見一個國家如何用武力碾碎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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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漫長的鎮壓其實發生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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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課本裡沒有六四，搜尋引擎找不到六四，社群平台刪除六四，連「六月四日」都成為敏感詞。於是，一整個世代開始被教育成不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麼。極權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它敢於開槍，而是它能夠讓開槍這件事，最終彷彿從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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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就是最清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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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每到六月四日，維園總會亮起燭光。那些燭火曾經像黑夜裡的海，一年一年提醒世界：有人沒有忘記。可是《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晚會消失了，口號消失了，支聯會解散了，書店關門了。曾經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城市，如今連沉默都變得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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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成了華語世界少數仍能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2025年華人民主論壇與多個民間團體4日在自由廣場民主大道舉辦「六四36週年悼念晚會」，民眾以燭光排出「8964」。（資料照）台灣成了華語世界少數仍能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這件事的意義，遠比許多人想像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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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記得流亡作家廖亦武Yiwu Liao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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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他寫下長詩〈大屠殺〉，試圖為那些死去的人留下證詞。隔年，他因此被捕入獄。在監獄裡，他經歷毆打、羞辱與漫長的囚禁；出獄之後，監控並未結束。他被禁止發聲，被禁止出版，被迫生活在一種看不見的牢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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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逃離中國，流亡德國。但流亡並不意味著自由，而是一種更漫長的記憶負擔。多年來，廖亦武持續書寫那些被遺忘的人：礦工、乞丐、異議者、地下教會信徒，以及所有被宏大敘事掩埋的生命。他像一個固執的見證人，不斷提醒世界：有些事情若沒有人記得，就真的會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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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並非唯一如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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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六四倖存者到了晚年，仍反覆夢見槍聲、腳步聲與廣場上的煙霧。有些人流亡海外，有些人失去工作，有些人終其一生遭受監控。他們沒有因為時間流逝而痊癒。創傷從來不是會自動結痂的東西。若一個社會拒絕記憶，傷口便只能永遠潰爛在沉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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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批評政府，可以上街集會，可以投票，可以在報紙與網路上書寫不同立場。這些事情今日看來或許平凡，但在許多地方，卻需要付出許多代價；示意圖。（資料照）而台灣之所以珍貴，恰恰在於我們仍然可以公開談論這些事情。我們可以批評政府，可以上街集會，可以投票，可以在報紙與網路上書寫不同立場。這些事情今日看來或許平凡，但在許多地方，卻需要付出許多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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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只取決於它如何對待自己的人，也取決於它是否願意記得那些與自己無關的人。記憶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讓自由不只是制度，而是一種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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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六四不是為了消費苦難，也不是為了停留在悲情之中，而是為了確認：我們究竟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作者為詩人，自由工作者）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劉哲廷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