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推動「第三方機制」處理校園衝突，盼緩解教師留任困境

◎ 蔡明軒

台北市的教師留任問題，近年來已從教育圈內的低語，逐漸演變為政治人物不得不正面回應的公共議題。民進黨立委沈伯洋日前在台北市國小學生家長聯合會座談會前受訪時，提出引進「第三方機制」處理校園師生、親師衝突的政策構想，強調現有的輔導人員體系僅能處理個人心理狀態，卻無力解決衝突本身的結構性問題。台灣校園的衝突文化究竟從何而來？現有的申訴與輔導體系又為何屢屢失靈？而一個「第三方機制」，真的足以托住正在流失的師資嗎？

民進黨立委范雲（左起）、張雅琳、沈伯洋、吳思瑤等，日前參加「與琳有約-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聯合會互動式座談」，沈在受訪時說明引進「第三方機制」以減輕校園教師壓力的具體政策。（資料照）

要理解這項政策構想的必要性，必須先正視台灣校園衝突生態的現狀。過去二十年間，隨著家長意識的高漲、《教師法》的多次修正、以及社群媒體賦予每一位家長即時公審空間的能力，教師在校園中的處境已悄然丕變。教師不再是不可質疑的權威，這固然是教育民主化的進步成果，但矯枉過正的結果，卻是讓許多教師在面對家長投訴時幾乎毫無緩衝，動輒面對申訴程序、媒體曝光，乃至家長直接在班級群組發起輿論壓力的風險。在這樣的環境下，現有的校內申訴機制讓教師普遍缺乏信任感，離開台北、甚至離開教職，對許多有能力轉換跑道的優秀教師而言，已成為愈來愈具吸引力的選項。因此，從制度設計層面重新思考校園衝突的處理方式，已是刻不容緩的政策課題。

就具體的政策建構方向而言，「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的理念提供了一個值得深入移植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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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源自刑事司法改革的實踐模式，其核心邏輯在於：衝突的解決不應止於懲罰或壓制，而應透過結構性的對話，讓衝突的各方：教師、學生、家長在中立第三方的引導下，共同釐清事件脈絡、表達各自感受、並協商出雙方都能接受的修復方案。北歐與紐澳的校園場域已有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證明它在降低衝突複發率、修復師生關係信任上確有實效。台灣若要將這套機制從零星的實驗性計畫擴大為常態性的制度安排，應優先從建立「校園調解員」的培訓與認證體系著手，由教育主管機關訂定資格標準，結合大學犯罪學、社工、兒少心理、法律學等相關科系共同培育人才，形成穩定的專業人力池，再以縣市為單位統籌調派，確保每所學校在發生衝突時都能及時獲得支援，而非各自為政、資源嚴重不均。

然而，機制的設計完善，並不等同於機制的有效運作。

第三方調解能否真正發揮效用，關鍵繫於衝突各方對其中立性與公信力的信任程度。若調解機構由學校行政體系委辦、或與地方教育局存在隸屬關係，教師與家長都可能對其立場產生疑慮，進而拒絕承認調解結果的正當性。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應明確將第三方調解機構定位為獨立於學校與教育行政體系之外的中介組織，其運作經費雖可由政府補助，但人員的任命、調解程序的設計與結果的裁量，必須受到獨立監督委員會的節制，並定期向社會公開績效報告。同時，調解程序的啟動條件、各方的權利義務與拒絕調解的後果，都應以法規明確規範，避免機制淪為形式，或反過來成為強迫弱勢一方讓步的工具。

台灣應優先建立「校園調解員」的培訓與認證體系，由教育主管機關訂定資格標準，結合大學犯罪學、社工、兒少心理等相關科系共同培育人才。（本報製圖）回到台北市師資留任的核心問題，第三方衝突機制或許是一帖有望舒緩症狀的藥方，但若不同時處理造成教師出走的其他結構性因素，它的效果終究有限。

台北市的生活成本高居全台之冠，教師薪資相對於房租的購買力在過去十年間持續下滑；師生比偏高導致每位教師負擔的學生數過多，行政業務的沉重又擠壓了備課與自我進修的空間；特殊教育與情緒行為問題學生的比例逐年上升，卻缺乏足夠的專業支持系統分擔教師的個案壓力。這些問題盤根錯節，單靠一個衝突調解機制無法全面解套。真正留住台北師資，需要的是一套涵蓋薪資結構優化、行政業務減負、特教專業支援強化與衝突處理機制整合的全方位政策框架。衝突機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它的價值在於與其他政策相互扣合、彼此增益，而非以單一解方承擔過重的政策期待。唯有如此，台北的教育現場才有機會真正留住那些願意用心投入、卻正在被非教學壓力一點一點磨損的好老師。

北市生活成本高居全台之冠，教師薪資相對於房租的購買力在過去十年間持續下滑；師生比偏高導致每位教師負擔的學生數過多。示意圖。（資料照）

（作者為台北市民、自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