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与五角大楼的走近：市场适应而非政治转向

去年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硅谷最有权势的企业家纷纷表态支持他，这让许多美国人感到惊讶。突然之间，这些曾歌颂全球化和消费级应用软件的首席执行官和投资者开始拥抱爱国主义以及杀手无人机等先进武器。

不要将此误解为深思熟虑的政治转向或态度转变。硅谷向来是制造神话的沃土，而其中最大的神话莫过于认为硅谷与五角大楼之间有深不可测的意识形态鸿沟。

对于科技公司而言，白宫里那个人的人格与政治立场远不如这个人是否愿意采购硅谷提供的产品重要。联邦政府本质上是一个采购代理，而硅谷转向军工——以及转向特朗普——与其说是政治上的“皈依”，不如说是一种市场适应。

硅谷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它的客户。

人们似乎忘记了，硅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冷战时期依靠五角大楼的资金建立起来的。作为计算机芯片行业发源地的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就是受益者之一。传统观念认为，一直到2016年，许多公司（更不用说它们的员工）都还是反感国防项目的，甚至觉得参与这样的项目根本不可想象。特朗普在那一年的当选似乎加剧了这种分歧。2018年，谷歌在员工压力下退出了马文计划(Project Maven)，这是五角大楼资助的一个旨在发展无人机战争技术的人工智能项目。

科技业的老板们与五角大楼之间的真正界线与政治关系不大，而与市场密不可分。30多年来，苹果和惠普等科技行业领头羊一直专注于消费者——无论是个人电脑、智能手机还是后来的应用软件。这个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使得这些公司在2000年代开始在中国销售产品（许多公司当时已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基地），从而可以触及超过10亿消费者。

与今天不同，21世纪初的中国代表的是机遇而非威胁，这促使红杉资本等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进行了巨额投资。Uber、Airbnb和Facebook等数字服务公司纷纷追逐这一市场。投资者对中国蒸蒸日上的科技经济赞叹不已，即便当时华盛顿已开始警告来自北京的战略威胁。“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应该是另一个美国，”2013年——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那一年——风险投资界的预言家马克·安德森曾表示。“而北京应该是另一个硅谷。”

此后，中国对许多美国科技公司关上了大门。接下来十年里，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恶化。最近，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否认他正考虑放弃中国业务并推动其电动汽车公司与五角大楼主要承包商SpaceX合并。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中国业务所带来的困境。

如今，从消费市场向国防工业的转变在安德森的公司显而易见，他的公司设立了一个名为“美国动能”(American Dynamism)的专门部门，专注于投资旨在与中国竞争、甚至可能与中国交战的武器和技术。作为硅谷最传奇风投公司之一的红杉资本已分拆了其中国业务，并加入了越来越多资助军用武器研发公司的风投行列。红杉资本最初的国防科技投资是一家由一名19岁年轻人创立的初创公司，该公司正在制造杀手无人机。

至于谷歌，这家曾以“不作恶”为座右铭的公司仅仅过了几年就再次寻求与五角大楼合作。这并非出于爱国主义，而是显而易见的财务自利。联邦政府，尤其是五角大楼，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未来战争所需的技术，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客户之一。今年早些时候，在Anthropic因其AI模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五角大楼爆发争端后，谷歌同意向国防部提供用于机密网络的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