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鸿，畅销书《鸿》中的核心人物，在中国成都去世，享年94岁

夏德鸿曾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名中国干部，经历迫害和酷刑后得以幸存。后来她成为其女1991年出版的畅销回忆录《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中的核心人物。她于4月15日在中国成都去世，享年94岁。

夏德鸿在医院去世的消息由她的女儿张戎证实。

张戎的回忆录在中国遭禁，这本书通过她自己、她母亲和她姥姥这三代女性的生活，对中国动荡的20世纪以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实施的铁腕控制进行了开创性的、细致入微的描述。这部关于监禁、苦难和家族忠诚的史诗之作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销量超过1500万册。

张戎的母亲性格坚忍，在为她丈夫——一名在毛泽东时代遭受酷刑和监禁的干部——奔走抗争的同时，努力维持着整个家庭，这个故事是《鸿》一书的核心。这本书源于1988年夏德鸿在伦敦看望张戎时后者录制的长达数小时的录音。

由于目睹中华民国时期女性遭受的不公待遇以及执政的国民党民族主义者的腐败，还是个青少年的夏德鸿受到感召，成为热忱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她自己的母亲15岁时被迫成为一名权势显赫的军阀的妾室。）

1947年，在夏德鸿的家乡锦州，共产党人对政府发起游击战。她投身斗争，分发毛主席的传单，把传单藏进大捆的高粱秆里偷运进城，然后塞进大甜椒里。

在被国民党俘虏后，她被迫听着“隔壁刑讯室不停传出的惨叫声”，她的女儿后来写道。但这只是让她的意志更加坚定。

1949年，她嫁给了张守愚，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共产党干部，也是毛泽东的追随者。

根据她女儿的记述，正是从那时起，幻灭感开始滋生。这对新婚夫妇奉命前往千里之外丈夫的家乡四川。由于张守愚的职级，他获准乘坐吉普车，她却只能步行，尽管当时她怀有身孕，并因此导致了流产。

“她向父亲提出，要他偶尔让她搭吉普车，她说自己累得不得了，又经常呕吐，”她的女儿写道。“父亲说他不能这样做，按规定母亲没有资格乘车，坐他的车就是‘夫贵妻荣’。”

那是她丈夫第一次坚持要她屈从党的死板规定，在那之后还有很多次，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担任党内干部时，夏德鸿因其“资产阶级”背景而受到调查，并被监禁了几个月。她几乎没有得到张守愚的支持。

“母亲离家时，”张戎写道。“我父亲对她叮嘱道：对党要忠诚老实，相信党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我母亲顿觉一阵委屈。”

1957年她获释后，她对丈夫说：“你是个好党员，不是个好丈夫。”张守愚只能点头表示同意。

他成为了四川省的高级干部之一，享有特权生活。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他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的充满血腥的清洗运动）中的不公正感到愤慨，决心正式提出申诉。

夏德鸿陷入了绝望；她知道那些敢于发声的家庭的下场。“你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她问。

张守愚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和妻子不仅遭受身体虐待，还遭到监禁。夏德鸿的职位比较低调，负责解决她所在地区群众的个人问题，比如住房、调动和养老金。但这并未能让她逃脱残酷对待。

夏德鸿被迫跪在碎玻璃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写有她名字、上面还打了大叉的沉重牌子，在成都游街示众；并被迫向嘲弄她的人群鞠躬。

尽管如此，她还是顶住了党要求她批判丈夫的压力。而且与许多处境相同的女性不同，她拒绝与丈夫离婚。

她曾两次前往北京寻求让他获释，第二次更是争取到与被视为温和派的周恩来总理会面的机会。夏女士是“极少有妻子像母亲这样大胆来京替丈夫伸冤”，她的女儿在《鸿》中写道。

但是，夏德鸿和丈夫从未在孩子面前批评过文化大革命，党的绝对权力以及由此激发的恐惧限制了他们。

“这些事父母从没对我们孩子们提起过，”张戎写道。“他们从来就不和我们谈政治斗争，现在更不可能开口了。”

1969年至1971年，夏德鸿作为“阶级敌人”被关押在西昌的干校，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忍受批斗会。

这个干校虽然条件比她丈夫所在的干校要宽松一些，但也是一段痛苦的经历。“现在我母亲悔恨地想着她的一片忠心似乎毫无意义，”她的女儿写道。“她以一种无法忍耐的心疼想念着孩子们。”

夏德鸿于1931年5月4日在义县出生，母亲名叫杨玉芳，父亲是北洋政府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将军。

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她的母亲从病危将军的家中逃出来，回到自己父母身边，最终嫁给东北一位富有的医生夏瑞堂。

夏德鸿在东北锦州长大，在那里上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

据其女儿所述，20世纪50年代，她开始对共产党产生怀疑，曾经考虑脱离党，去追求自己学医的梦想，她的女儿说。但张戎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这个想法吓坏了她的丈夫，因为这意味着与共产党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