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11分鐘散會引發爭議，凸顯國會運作效能與民主信任危機

◎ 陳裕翔

立院副院長江啟臣6月9日主持院會，僅花11分鐘三讀文資法、市區道路條例，兩案文字修正後即散會，引發議論。（資料照）

立法院在6月9日上午9時整準時開議，完成兩項法案的三讀程序後，副院長江啟臣隨即於9時11分宣布散會，議場大螢幕上的散會字樣在11分鐘後亮起，9時21分，偌大的議場內已只剩工作人員默默收拾文件。這幕景象被民眾拍下傳至社群媒體，隨即引爆輿論。網友留言犀利，有人說自己才剛開始上班立法院已經下班，也有人直接質問總預算還沒審完、讓議事人員連續兩年無休加班，究竟憑什麼散會。這些憤怒的留言，折射出的不只是民眾對立委工時的直覺不滿，更深層的，是對國會議事功能是否正常運作的根本性質疑。而若將這11分鐘的散會，放回本屆立法院延長會期至8月31日、卻又開議即散的結構性矛盾中來看，這場鬧劇的諷刺意味便更加濃烈。一個宣稱需要延長會期才能完成重要議事的國會，究竟是真的有太多事要做，還是根本另有盤算？

要釐清這個問題，必須先理解本次延會決議的政治背景。本屆立法院會期原訂於5月31日屆滿，然而在民眾黨提案、國民黨附議的多數表決下，會期被延長至8月31日，且期間完全不休會，無縫銜接9月新會期。表面上，延長會期是為了處理積累的未竟議案，但民進黨團的批評直指另一個不能迴避的現實：本屆立法院共有17位立委涉及司法案件，而立委身分所附帶的程序保障，在會期期間與休會期間存在實質差異。民進黨團書記長范雲將這次延會形容為國會版的金鐘罩與保護傘，語氣雖然犀利，卻精準點出了一個民主法治社會最不樂見的制度異化風險：立法權的行使，是否正在被用來為特定人的司法處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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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團書記長范雲將本屆立法院延會形容為國會版的金鐘罩與保護傘，精準點出了一個疑問：民主法治社會是否正在被用來為特定人的司法處境服務？（資料照）

現代民主制度的設計，建立在權力分立與互相制衡的基本原則之上。立法權的核心功能，是代表人民制定法律、監督行政、審查預算，而非為個別政治人物的個人利益提供庇護。當一個多數聯盟能夠通過表決將國會會期延長三個月，卻在開議11分鐘後便宣布散會，這個行為本身傳遞了一個極為危險的訊號：多數決的機制，正在被用來製造形式上的正當性，卻完全背離了議事的實質目的。民主制度的穩健運作，依賴的不只是程序的合法性，更仰賴參與者對制度精神的自我節制與道德約束。一旦這道內在的自律防線失守，再完善的程序設計都可能淪為政治算計的工具。

台灣國會長期存在的議事效能問題，已到了必須認真面對的時刻。

首先，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對於延長會期的條件與程序，規範相對寬鬆，幾乎只要多數表決通過即可，缺乏實質的必要性審查機制。改革方向應考慮明定延長會期的啟動條件，例如須列舉具體未竟議案清單、經朝野協商且達一定共識比例方可通過，以防止延會淪為純粹的政治操作。

其次，對於會期內的議事密度，也應建立最低標準的課責機制，若某一會期內實際開議時數遠低於會期總時數，相關費用支出應向社會公開說明，讓選民得以據此評判問責。

第三，涉及司法案件的立委在程序保障上的制度安排，也值得朝野在冷靜的氛圍下重新檢視：保障的目的在於防止政治迫害，而非為迴避司法提供方便，如何在兩者之間劃出清晰的界線，是民主制度成熟度的重要試金石。

台灣國會長期存在的議事效能問題，首先，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對於延長會期的條件與程序過於寬鬆；其次，會期內的議事密度，應建立最低標準的課責機制；第三，涉及司法案件的立委在程序保障上的制度安排，也值得朝野在冷靜的氛圍下重新檢視。（資料照）

11分鐘散會這件事本身或許只是一個行政安排，但它所引發的民怨與爭議，指向的是一個更根本的民主信任問題。公民對國會的信任，建立在他們相信那些佔據議場席位的人，是真正為公共利益而來、而非為一己私利而留。當這個信念開始動搖，再多的程序合法性都無法填補正當性的流失。台灣民主走過三十年，制度的硬體已相對健全，但民主文化的軟體，包括政治人物的自我要求、政黨的集體道德感，以及選民對劣質議事行為的容忍底線，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那塊11分鐘後亮起散會字樣的議場大螢幕，或許是這個社會給自己最誠實的一面鏡子。

（作者為台北市資訊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