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不參加外國元首葬禮：中國代表身份變化折射外交信號

習近平從不參加外國領袖的葬禮。

不僅是他，1949年中共建政後僅有一次例外，即1980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赴南斯拉夫參加鐵托總統的葬禮。

因此，對於外國元首的葬禮，派誰做代表參加，就成了一個政治風向標，可以觀察中國與其關係的微妙變化。

7月4日，美國建國250週年，伊朗前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葬禮在德黑蘭舉行，中國派出的代表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維。兩年前，前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因空難身亡，北京派出的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且以元首特使身份前往。從張國清到何維，代表的身份變化頗為顯眼。

這種落差背後，還有更複雜的中美關係變化。近幾個月來，美國對伊朗實施了大規模空襲，而此期間特朗普訪華，確立了兩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框架。

中國派使人選的變化傳遞了什麼信號？中美新框架如何重塑北京對伊朗的站位？伊朗戰後重建又將如何重新定義兩國合作方式？BBC 中文採訪中國、伊朗以及歐洲的專家，深入解讀這些問題。

何維：葬禮上的中國來客

除了華國鋒參加鐵托葬禮這一例外，中國派員規格最高的是斯大林的葬禮，當時由時任總理周恩來出席。此後，派員出席葬禮逐漸形成外交慣例。

對於西方國家領導人的葬禮，往往由國家副主席作為特別代表出席，比如時任中國副主席李源潮出席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葬禮，以及時任中國副主席王岐山出席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葬禮。他們雖仍是副國級，但已不再位列政治局，屬於「位高權不重」。

而對於和中國關係緊密的國家，則往往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出席，屬於實權官員。比如金正日葬禮，中方派出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張德江；越南前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的葬禮，中共則派出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屬於超規格配置。

伊朗也在此範疇之內。

2024年5月，伊朗總統萊希因直升機墜毀身亡，北京派出的是張國清。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且以「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身份出席。這一規格與朝鮮金正日相當，反映了中國和伊朗的緊密關係。

兩年後，哈梅內伊的葬禮，情況則發生變化。

按理說，他的葬禮分量應該遠超總統萊希。但中國派出的代表卻降格，出席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黨主席。雖然仍是副國級，但他既不是中共黨員，更遑論中共政治局委員，而是民主黨派農工黨的主席，也未帶「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的頭銜。

同一場葬禮上，俄羅斯派出前總統、現任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並以總統特使身份出席。

中國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馬曉霖向BBC中文指出，何維「算是類似副議長這樣的人物，級別還是很高的」，「一般來說，我們很少派這麼高規格的領導人到國外參加葬禮」。

在馬曉霖看來，這背後也有一定對應關係。

「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伊朗現在重視中國地位、重視中國影響、重視中國作用的一種回應。此前，伊朗新政府已經把議長卡利巴夫指定為中國事務的首席官員，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外交政策本質上是規避風險的，其特點是審慎克制，不願引發公開摩擦。」伊朗事務專家侯賽因·拉薩姆（Hossein Rassam）向BBC中文表示，若派出高級行政官員作為特使，可能被華盛頓解讀為對抗姿態。派遣何維提供了充分的政治代表性，既向外界傳遞了對雙邊關係的持續承諾，又未擾亂地區微妙的平衡。

這是北京「戰略耐心」的縮影，他說。

不在場的大象：美國

但其實最大的變量，還是不在場的大象：美國。

美國對伊朗實施空襲期間，原本安排了特朗普的訪華行程，但戰事未休，推遲一次後，特朗普依然完成訪華，中美雙方同意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而當時美伊還沒有停火，炸彈還在德黑蘭下落，中美元首則在北京談「戰略穩定」。

不同之處正在於此。墨卡托中國研究所分析師埃娃·塞韋特（Eva Seiwert）指出，兩次葬禮背景差異：萊希逝世發生在中東相對穩定的時期，而哈梅內伊的去世則發生在美以極具爭議的空襲之下。

塞韋特解釋，在此背景下，中國既要平衡好與伊朗的夥伴關係，也要與美國保持剛剛建立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因為那對中國而言是更廣泛的利益。所以，通過派遣一位高級官員而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既履行了對伊朗的外交義務，又避免了在與美以主導的激烈衝突中呈現出與伊朗結盟的姿態。

換句話說，戰事之後，中國正在分別調整對美國和伊朗的關係。

「習特會之後，中國的首要目標一直是保護其與華盛頓剛剛穩定下來的關係」，塞韋特分析，因此北京將保持與伊朗的政治、經濟和能源聯繫，但同時在公開場合仍堅持作為中立外部行為體的路線。

另一個輿論熱點則是：2023年3月，中國以中東調解人的姿態登上舞台，促成沙特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三年後，美伊爆發直接衝突，北京似乎未再扮演類似的調停角色。

馬曉霖認為西方的這一判斷有失公允。他向BBC中文表示：「巴基斯坦在前台促成了美伊停火談判，特朗普也公開表示感謝中國發揮的關鍵作用。王毅前後給20多個國家的外長打過電話，中東特使翟雋也多次赴中東，尤其給沙特方面做工作。實際上，這些都是在為衝突降溫。」

他還指出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在維護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安全、航運暢通方面，中國和美國的利益訴求是一致的。」再者，「美伊之間的矛盾很複雜，伊朗不可能完全都聽中國的，從來都不是這樣。」

拉薩姆則從更宏觀的視角解讀這一安排。他認為，「美國對伊朗的打擊，遠不止遏制一個地區對手或重組中東權力格局，其更深層的戰略目標指向中國」，因為中國不僅高度依賴中東能源通道，而且在系統性擴大在中東的經濟存在感與政治影響力。

他特別指出，「特朗普總統推遲訪華國事訪問，凸顯出一項更宏觀的戰略考量，即在與習近平主席會晤之前，先確保美國對伊朗擁有絕對的籌碼。」

換言之，美國希望中國在伊朗問題上和自己站得更近一些，但中國同樣保持了克制。拉薩姆形容：「特朗普想要一個擁抱，習近平給他的卻只是輕輕一推。」

有點像「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現在的伊朗）有點像中國進入後毛澤東時代的那一刻，」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伊朗項目主任阿里·瓦埃茲（Ali Vaez）向BBC表示。

他認為，哈梅內伊去世後，伊朗領導層已意識到現有體制需要改變，並重新建立一份新的「社會契約」。

中國曾經經歷類似時刻。毛澤東去世後，名義上的接班人是華國鋒，但隨後各方勢力很快進入博弈。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派取得主導地位，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也改變了國家的發展方向。

拉薩姆也認為，伊朗正站在類似的轉折點，而這種變化可能影響德黑蘭未來的對華政策。

他指出，伊朗外交很大程度上受到建制內親俄派系影響，而俄羅斯對中國在中亞及周邊地區影響力擴大一直保持警惕，因此這些派系未必樂見伊朗與中國進一步靠近。

但是，這種情況可能已經改變。

但他也指出中國企業面臨的核心約束：參與重建「也要看會不會受到美國長臂管轄和二級制裁的影響，以及重建本身能不能給中國企業帶來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