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人民期待重刑？亂世用重典背後，是司法焦慮與對秩序的渴望

◎ 蔡榮捷

近來一份司法民意調查引起社會廣泛討論。超過八成民眾支持「亂世用重典」的嚴刑峻罰思維，超過九成民眾認為，目前司法判決與人民期待的公平正義存在嚴重落差；面對詐騙、毒駕、酒駕、虐童及性侵等重大犯罪，不少民眾支持提高刑責，甚至有相當比例的人主張評估引進鞭刑。

台灣民間反詐騙協會稱，高達73.3%受訪民眾同意透過公投方式推動引進鞭刑，以打擊詐騙犯罪。（資料照）

這些數字，究竟代表台灣社會變得愈來愈殘酷，還是反映了人民對司法制度的深層焦慮？我認為，真正值得關心的不是「要不要鞭刑」，而是「為什麼人民開始期待重刑」。

一、當法律失去嚇阻力，社會的集體焦慮

中國古代流傳一句話：「亂世用重典，盛世施仁政。」不少人將這句話簡化理解成「社會愈亂，就應該用愈重的刑罰」。然而，若深入中國法制史，便會發現古人真正關心的並非刑罰本身，而是法律是否仍具有維護秩序的能力。

法律存在的目的，不只是懲罰犯罪，更重要的是預防犯罪。當犯罪成本遠低於犯罪所得，法律便失去嚇阻作用。當人民普遍認為「抓得到、關不久、很快假釋、犯罪仍然划算」，法律的威信自然下降。這時，社會開始要求提高刑責，其背後並非單純的報復心理，而是希望重新建立法律的權威，使違法者不敢輕易挑戰制度。

不只是暴力犯罪如此，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言論自由同樣面臨新的挑戰。近年來，惡意造假、深偽影像（Deepfake）、假訊息與網路抹黑快速擴散。許多毫無成本的謊言，只要重複得夠多，就容易被誤認為真相。當散播假訊息的代價過低，造成的社會傷害卻極大時，法律的功能就不應只是單向保障表達自由，更必須保護公共利益與民主秩序。對於惡意製造不實資訊者，建立具嚇阻力的法律責任，已是勢在必行。

犯罪學中的「一般預防理論」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思維上：刑罰除了制裁已發生的犯罪，更重要的是警告尚未犯罪的人。如果違法的代價足夠高，許多人便會打消鋌而走險的念頭。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訊息的真偽難辨。對於惡意製造不實資訊者，建立具嚇阻力的法律責任，已是勢在必行；示意圖。（路透檔案照）

二、接納人性複雜：「瘋子怕打」的現實與制度底線

當然，也有人反駁，並非所有犯罪者都會理性計算成本。衝動犯罪、藥物濫用或精神狀態異常者，未必會因刑度提高而停止犯罪。這樣的觀點確實有其道理，然而，人性的複雜也提醒我們，法律不能只建立在「人人都會理性思考」的完美假設之上。

台灣俗諺說：「瘋子怕打」，這句話雖然通俗，卻點出一個現實：並非每個人都能透過苦口婆心的勸說而改變。有時候，明確且立即的法律後果，比抽象的道德說教更能阻止危害行為。所謂預防犯罪，必須建立足以令人心生敬畏的制度界線。人未必都因理性而守法，但多數人確實會因害怕承擔後果而選擇止步。

從公共政策來看，「提高犯罪成本」有其必要。以台灣推動機車騎士配戴安全帽為例，政策初期若僅依靠宣導，成效十分有限；真正讓全民養成習慣的，是法律的強制力與罰則。今天幾乎所有騎士都自然而然戴上安全帽，並非因為人人一開始都自覺，而是制度建立了共同規範，隨著時間推移內化為社會文化。法律制度，必須即時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線。

台灣今天幾乎所有騎士都自然而然戴上安全帽，正是因為法律的強制力與罰則建立了共同規範。（資料照）

三、缺乏程序正義的重典，比犯罪更可怕

然而，重典能否真正建立在法治之上？近代法學最重要的精神，不是刑罰愈重愈好，而是「罪刑法定」、「罪刑相當」與「程序正義」。

罪刑法定，是政府不能任意治罪；罪刑相當，是刑罰必須與犯罪程度相符；程序正義，則要求每一位被告都接受公平、公開、公正的審判。這三項原則共同構成現代法治國家的基石。

如果司法程序無法取得人民信任，即使提高刑度，也未必能真正恢復司法公信力。相反地，一旦程序不公，重刑甚至可能成為打擊異己、迫害人民的工具。中國歷史上的酷吏政治、歐洲中世紀的獵巫審判，都提醒我們，缺乏程序正義的重典，往往比犯罪本身更加可怕。因此，「亂世用重典」真正的前提，應該是「司法可信」。當法庭公平、證據充分、審理公開，人民自然願意接受法院判決。

除了司法，我們更不能忽略教育與環境的系統性破網。

年輕時，我曾相信一句話：「一個人犯罪，社會要負一半責任。」今天，我依然認同這種反省。家庭功能失衡、校園品格教育不足、毒品與詐騙文化蔓延、網路媒體鼓吹暴力，都可能增加犯罪風險。每一件重大犯罪的背後，往往都存在著整個社會未曾解決的問題。

校園品格教育不足、家庭功能失衡、毒品與詐騙文化蔓延、網路媒體鼓吹暴力，都可能增加犯罪風險；示意圖。（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四、在教育、法律與神學中尋找公義與憐憫

然而，社會需要承擔責任，不代表犯罪者可以免除責任。近年來，教育界強調同理與陪伴，這些理念十分重要，但若因此忽略法律界線與行為後果，反而可能讓年輕世代形成錯誤認知，以為犯錯不必承擔代價。

心理學中的「行為學派」認為適當且明確的後果有助於建立規範；「人本心理學」則強調尊重、接納與自我成長。事實上，兩者並不排斥，而是互相補充：沒有規範的愛容易流於放任，沒有關懷的懲罰則可能淪為壓迫。法律存在，不只是因為人會向善，更是因為人也可能作惡。人會因為敬畏法律而約束自己，這同樣是真實的人性。

中國哲學中，孟子主張「人性本善」，相信教育能喚醒良知；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需要禮法制度加以節制。兩位先哲共同提醒我們：社會既需要道德教育，也需要制度約束。單靠教育而沒有法律，善良可能無力抵抗邪惡；單靠法律而沒有教育，刑罰又難以從根本改變人心。

基督教聖經則提供了另一種值得深思的平衡——它既強調公義，也強調憐憫。政府有責任維護秩序、保護無辜者，犯罪者也應承擔相應責任；然而，上帝同時願意給罪人悔改更新的機會。真正成熟的司法，不是縱容犯罪，也不是消滅犯罪者，而是在維護受害者權益的同時，保留人重新開始的可能。

五、走向真正的文明：不恐懼，有安全

我們必須明白，法律從來不是建立在「每一個人都會做好人」的假設，而是建立在「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壞事」的現實之上。制度設計不能只期待人的善，也必須防範人的惡。真正成熟的法治國家，不是相信重刑可以解決一切，而是建立一套讓善良受到保障、犯罪付出代價、司法值得信任的制度。如此，人民追求的便不是恐懼，而是安全；不是報復，而是公義。

今天台灣真正需要討論的，也許不是「要不要鞭刑」，而是如何建立一套讓人民相信公平、相信法律、相信司法的制度。

如果重大犯罪確實需要提高刑責，就應建立在公開透明的立法程序、充分的實證研究與嚴謹的司法制度之上；如果希望降低犯罪率，就更應從品格教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與媒體識讀教育等層面同步著手，而不是等到犯罪發生後，再用更重的刑罰收拾殘局。

如果希望降低犯罪率，就更應從品格教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與媒體識讀教育等層面同步著手，而不是等到犯罪發生後，再用更重的刑罰收拾殘局；示意圖。（資料照）

真正的文明，不是沒有重刑，而是知道何時應該嚴格、何時應該寬容；真正的法治，也不是一味追求人權或一味追求重罰，而是在保障人權、維護秩序與實現公義之間，找到最穩固的平衡。

當人民高喊「亂世用重典」時，我們更應聽見這句話背後真正的心聲：人民期待的不只是更重的刑罰，而是一個能夠守護善良、制止邪惡、值得人民信任的司法制度。一個國家最珍貴的，不是刑罰有多重，而是人民相信：正義終究會被看見，法律終究站在公平的一方。

☆少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自由電子報提醒您遠離毒品☆

☆飲酒過量 有害健康 禁止酒駕☆

☆自由時報電子報提醒您，防詐騙專線︰165，報案專線︰110☆

☆自由電子報關心您：若懷疑孩童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或是性侵害、性騷擾，請撥打113專線，透過專業社工員接線服務，將可盡快救援在生命危機中的兒童。☆

（作者為大學教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二水教會長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