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境镇压”阴影笼罩在台港人

今年7月，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正式生效，主张境外组织或个人若“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或“制造民族分裂”，将依法追究责任。新法实施不久，时常批评中国的日裔时事评论人矢板明夫在台湾遭一名中国男子挥拳攻击。

中国国台办对外定调这是“普通治安个案”，称嫌犯是出于“义愤”，但矢板明夫质疑是“快闪打手”，台湾陆委会则“高度怀疑”这是中国新法实施后的首例“跨境镇压”暴力事件。

由于攻击矢板明夫的嫌犯持有香港护照，部分台湾民众担心，未来可能有更多中国“打手”利用香港身分之便，赴台犯案。就在嫌犯的“香港人”身分受到关注之际，在台港人的处境也再度浮上台面。

在台港人担忧“跨境镇压”

“我觉得不是国籍的问题……他可以从英国派一个中国人过来（台湾）啊。”在台港人汤伟雄认为，嫌犯的“香港籍”身分并不是问题核心，况且许多流亡台湾的香港人同样面临“跨境镇压”，他自己也身受其害。

外号“赴汤”的汤伟雄曾参与“反送中”运动，流亡台湾后继续从事香港民主倡议。去年底和今年初，他的泰拳工作室两次被泼红漆，嫌犯包含已经潜逃的台湾籍香港人。事件不久前，他在网络上批评立法会选举，遭香港廉政公署以“煽惑他人不投票”为罪名通缉。他自认是因网络发言惹怒港府，才遭到泼漆。台湾陆委会则认定这是“中共跨境镇压案件”。

在汤伟雄看来，无论是泼漆或打人，都显示中国政府或港府欲透过小型犯罪，让外界以为这只是“私人恩怨”。他认为这些打手“不是真的要找你打架”，反而是要以最低的成本，达成骚扰的目的，“让你害怕、让你觉得羞辱”。

威吓、监视、泼漆与跟踪

“（中国）最大的目的还是去噤声。”台湾律师赖又豪说。他是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简称司改会）的“跨境镇压”研究计划的共同主持人，追踪并分析台湾案例。

国际对“跨境镇压”尚无通行一致的法律定义，但一般指的是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施压与胁迫等行为。根据司改会研究，在台湾，“跨境镇压”受害者主要是流亡的港人、藏人，还有援助这些离散社群的台湾人权组织，以及因支持台湾主权等言论而遭中国追诉的台湾人或团体。

汤伟雄工作室遭遇的泼漆事件并不是港人首例，先前的受害者还有歌手何韵诗和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不过，更普遍、更深入在台港人心中的恐惧，还来自那些难以证明具体犯罪事实的跟踪，以及偷拍。

在台港人蔡智豪表示，他和友人上教会、或是参与香港议题活动，有时会发现被人尾随跟踪，或是被以长镜头偷拍；在他主办的“六四”纪念晚会，也往往都有不明人士试图制造骚乱。

“像是被一直监视、盯著的感觉。”蔡智豪说。

司改会“跨境镇压”研究计划共同主持人陈思妤指出，“跨境镇压”的威吓作用，以及随之而来蔓延的恐惧，跟手段的暴力程度不成正比。换言之，即使跟拍没有直接的暴力威胁，在台港人仍担心港府会得知他们在台行动，进而对其在港亲友不利。很多人因而选择跟家人断联。

像汤伟雄一样直接成为威吓目标的在台港人并不多。但他说，如果因少数人遭到攻击、导致整个港人社群“自我审查”的效应也算是“跨境镇压”，那么“全台湾的香港人都受到恐怖笼罩”。

“只要中共还是存在、它一天不停下来，我们在外面的人其实没有一个是安全的，只是什么时候轮到你。”

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

据台湾移民署统计，到2024年总共有7200多名港人获许可在台居留或定居。台北的济南教会牧师黄春生协助庇护、安置了大约200位港人；据他观察，曾参与抗争的香港“手足”心中“多多少少有一些PTSD”。最近黄春生在筹办林荣基的告别式，考虑到过往经验，为避免参与者被偷拍，他表示一定会在现场准备口罩，提供给需要的港人。

在台7年的蔡智豪以前也有这样的习惯，凡是到倡议场合，必定要遮掩面容，保护自己。不过，去年他已经拿到台湾身分证，还入伍服了4个月的兵役；不再担心被遣返回港的他，决定是时候摘下口罩，以真面目公开发声。

“我觉得我这一场‘反共之战’还没打完，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努力。”

曾是反送中“勇武派”的蔡智豪称自己是站在抗争前线的“衝组”，如今在台湾担任倡议团体“华人民主书院”的专案经理，迎向另一种“战场”。面对“跨境镇压”风险，他不担心自己个人安危：“我的PTSD从来不是我所受的伤害，我对自己的物理伤害一点都不害怕，最让我困扰的是别人（指香港手足）受的伤害……如果我不做（公开发声批评中国）的话，我怎么对得住那些牺牲的人？”

蔡智豪坦言，他甚至有些“期待”有一天真的遭遇直接的暴力袭击：“（如果）你来打我，也恰恰证明你们在做跨境镇压的证据。”但他强调，这不代表每个人都不怕，许许多多港人仍然处于恐惧之中。

“我们应该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他说。

如同蔡智豪，汤伟雄也表示自己并不害怕“跨境镇压”；他之所以移居台湾，正是因他视台湾为香港之外“抵抗中共的第一线”。“我们先要守住台湾，然后才有机会光复我们的香港，我是这样想的。”

尽管如此，“跨境镇压”的风险仍然提高了赴汤的生活成本，例如他要额外花时间做防身训练，准备好应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有、可能没有的攻击事件”。他经常处于紧绷状态，外出总要保持精神高度警戒，“如果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可能会自我审查，或是你会觉得真的会有精神病”。

他曾尝试寻求心理谘商，但感觉并没有被理解。“大部分活在‘自由是理所当然’当中的人，都不太会明白……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啊，我们台湾很安全，其实你不用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应该都帮不到我的。”后来，靠著对摄像和爬山的兴趣，重新专注在当下，找到些许平静。

台湾该如何因应“跨境镇压”？

矢板明夫案之后，台湾社会舆论高度关注政府如何采取行动因应潜在的中国“跨境镇压”。台湾行政院已成立跨机关协处平台，朝“预防”、“反制”、“保护”三个方向著手。

司改会认同政府的初步方向，但也指出仍有许多难解的问题，例如许多案例虽被怀疑背后有中国官方势力，却常常难以透过司法程序，证明其背后存在“境外指使者”，遑论以此定罪。律师赖又豪表示，“难以追溯”本身就是“跨境镇压”的重要特征，因为镇压国经常刻意掩盖自身与案件的关联，这也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究责难题。

另有部分台湾舆论主张应加强对港澳人士的入境审查，担心持香港身分者可能成为台湾的“国安漏洞”。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7月初在记者会上表示，会检讨港澳人士来台的审查机制，并补充道：“他们（中国政府）运用的工具是很多端的，今天如果他没有用香港人，一样也会用台湾的人。”

来自香港、任教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移民研究学者吕青湖则驳斥了把香港人视为“潜在国安威胁”的论调，认为这远非台湾社会主流观点，却有可能因媒体推波助澜而“演变成真实”。据她去年的调查，台湾人看待中、港移民的态度有显著差异，而且整体而言，台湾人并不认为有必要限缩港人取得在台身分。

吕青湖认为，台湾人若把港人视为“国安威胁”，这种想法“很危险”，甚至反而可能落入中国政府的统战陷阱，“把本来是团结、有机会合作的人分裂”。

“控制跨境镇压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保护我们自己，并保护那些承受高风险的群体。”吕青湖说。司改会也强调，台湾政府不应只关注国安问题和如何问责，还应该关注如何保护承受“跨境镇压”的倡议与行动者，例如增加第一线警察对“跨境镇压”的知识与应对能力，或是设立能让受害者在危险发生当下及时联系的单位。

工作室被泼漆后，汤伟雄现在搬到附近的另一个场所继续营业，希望可以从此在台湾“安居乐业，尝试落地生根”。谈到台湾的“家”和香港有什么不同，他说：“最大的分别是回忆，因为我前三、四十年都是在香港经历的……那一些是在台湾现在还没有办法有的，现在在台湾就希望开始做一些很难忘的经历，然后，这里就会慢慢变成是我的家。”

自认是“港裔台湾人”的蔡智豪说，身为流亡者，他渐渐想不起在香港的家是什么模样。但他认为自己在台湾有一个位置，“每个地方都要有负责讲故事的人”。面对因为公开发声而带来的风险，他表示一方面要自己努力应对，一方面也希望台湾“能提供更安全的环境，让我们免于这种跨境、跨国而来的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