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郑立颖
发于总第124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没有遗书。留下的，只有手机里一条条聊天记录。“今天吐了十次。”“刚坐下就要喝四杯烧啤。”“我真的喝了很多……”韩国光州女消防员郑某从高楼坠下身亡8个月后，她生前在手机中留下的聊天记录被未婚夫公开。
一条条原本只属于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拼凑出郑某生命最后15个月的轨迹，也让一起原本几乎无人关注的死亡事件，成为韩国舆论焦点。
随后，韩国国务调整室启动独立调查。调查确认，在去世前15个月里，郑某共参加24次部门聚餐，其间存在不当饮酒安排、违规差遣私人事务、职场霸凌以及初期调查程序失当等问题。
7月27日，光州消防本部正式公布案件处分结果，15名涉案消防人员受到纪律处分，其中12人被处以重处分、3人受到轻处分；在重处分人员中，有2人被处以韩国公务员纪律处分中最严厉的“开除”。至于其余人员的具体处分等级及对应违规行为，消防本部以涉及个人信息为由未予公开。与此同时，两名已退休的涉事管理人员已被移交司法调查机关，接受刑事调查。
“今天小组聚餐，我吐了十次”
2024年7月1日，在进入消防系统的第四年，当时27岁的郑某调入韩国光州广域市光山消防站。
按照原本的人生规划，郑某工作逐渐稳定，与交往多年的男友完成双方家长见面，两人已经开始筹备婚礼。未婚夫后来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回忆，郑某性格安静，很少向别人倾诉烦恼。她几乎不喝酒，也不喜欢热闹，下班后最期待的事情，是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
变化发生在郑某调入新单位后的第二个月。2024年8月，光山消防站管理层调整，新署长到任。此后，部门聚餐逐渐增多。
在韩国，这类聚餐被称为“会食”，也被视为增进同事关系、加强组织凝聚力的一种方式。郑某第一次参加聚餐时，并没有意识到，一次座位调整会成为后来调查中反复出现的细节。刚坐下，有人示意她换位置，“坐这里，署长和科长之间”。
韩国国务调整室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此后多次聚餐中，郑某几乎都被安排坐在相同的位置。她需要随时关注领导的酒杯是否空了，负责添酒；有人举杯，她需要起身回应；当现场气氛冷下来时，她还需要配合聊天、活跃气氛。
酒水上桌后，韩国职场聚餐中常见的“烧啤”(将烧酒与啤酒混合)开始一杯杯递到她面前。有人直接要求她：“先喝四杯。”部门酒局还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迟到者要连续罚酒，年轻下属需要依次向上级敬酒，领导点名劝酒时，下属实际上很难拒绝。这些规则从未写入任何规章制度，却成为所有人默认遵守的秩序。
对于几乎不喝酒的郑某来说，这样的聚餐很快变成了一种负担。那天晚上回到家，郑某给未婚夫发了一条消息：“今天喝了好多。”未婚夫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但类似的聚餐变得越来越频繁。国务调整室的调查显示，部分聚餐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以后，地点包括烤肉店、酒吧、卡拉OK和夜总会。
调查显示，除被长期安排坐在署长和科长之间外，一名直属上司还多次要求她“舒服地叫我欧巴(哥哥)”。有一次，郑某告诉未婚夫：“看来今天又要和组长去KTV了。”还有一次，她写道：“就算喝醉了，他们也不放我走。”有一天，她发来一条消息：“今天小组聚餐，我吐了十次。”几分钟后，又发来一句，“这里简直疯了。”聊天记录里，她很少具体描述酒桌上发生了什么，只是不断重复一句话：“我真的喝了很多。”
酒局之外，郑某承担的岗位职责之外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根据国务调整室公布的调查结果，她曾负责筹备署长退休仪式，为前任署长父亲和岳父的葬礼布置宴席；休假出国期间，被要求购买咖啡和酒带回作为礼物；周末临时接到电话，为上级购买咖啡、酒水；还曾驾驶自己的私家车接送主管。
未婚夫对韩国媒体回忆称，每逢聚餐那天，郑某从下午开始就会变得焦躁，有时盯着屏幕一句话也不说。手机声响起后，她会好一阵子沉默，然后起身换衣服出门。她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凌晨，有时天快亮，身上混杂着浓重的酒味与呕吐物气味。有几次，她坐在客厅里，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流泪。未婚夫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只是摇头。
“今天又喝酒了”“身体撑不住了”“活着太累了”……未婚夫后来才意识到，这些聊天记录其实是郑某发出的求救信号。2025年10月，郑某没有留下遗书，从光州一栋高楼坠下。
34岁的韩国职场女性洪瑞妍第一次看到这条坠楼新闻时，沉默了很久。“很多韩国公司都会说，聚餐是自愿参加的。”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年轻员工在这方面很弱势和无奈，如果拒绝喝酒，很多时候容易被理解为“不尊重前辈，不懂组织文化，甚至不愿融入团队”。
“从法律层面看，每个人都可以说‘不’。”洪瑞妍表示，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真正拒绝的人，很少。”
“那一刻，她又死了一次”
郑某坠亡后，未婚夫向消防部门申请调查，希望弄清楚郑某生命最后15个月究竟经历了什么，如何走到坠楼这一步。
最初的调查很快启动，也很快结束。一周内，光山消防站完成内部调查。调查人员询问了数名管理人员后作出结论：未发现职场霸凌，也不存在强迫饮酒等情况。一名主管告诉调查人员，郑某生前参加的“正式聚餐”只有三次，没有发现异常。
这一结论并未平息家属的疑问。未婚夫后来多次前往消防部门，希望重新调查，但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这种情况一直拖到他选择公布聊天记录并受到舆论关注后，韩国国务调整室介入调查。调查认为，当初负责内部调查的监察负责人，本身就是后来被认定存在霸凌行为的管理人员之一。原有调查程序存在明显缺陷，未能对相关情况进行充分核实。
另一件事情，则让未婚夫更加难以接受。郑某去世后，光州消防安全本部在办理相关行政手续时，引用了她数月前接受心理咨询时留下的一段记录。根据国务调整室公布的调查结果，相关部门在没有权限的情况下调取了心理咨询资料，并在内部公文中引用了其中有关“与男友关系困难”的内容。随着文件在组织内部流转，各种猜测开始出现。
“因为那份公文，我作为家属站在葬礼现场，甚至不得不听到‘她是因为男朋友自杀的’这种荒谬又离谱的话。”未婚夫后来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那一刻，我觉得她又死了一次。”在他看来，郑某真正经历的那些事情，并没有出现在最初的调查里，反而是未经完整呈现的心理咨询记录，被当成了解释她死亡的依据。
韩国国务调整室的独立调查持续两周，结果显示，郑某死亡前15个月里，共被强迫参加聚餐24次，并存在强迫饮酒、安排固定座位、要求处理与工作无关事务等问题；调查同时确认，原有内部调查存在程序失当，并建议对相关责任人员追究责任。
独立调查改变的不仅是案件结论，也让公众质疑：如果没有这些聊天记录，这起案件会不会早已随着那份“未发现异常”的调查报告一起结束？
看到郑某未婚夫公布的聊天记录时，洪瑞妍并不感到意外。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过去两年曾两次遭遇职场霸凌。第一次是在一家企业担任派遣员工。因为刚入职时没有主动向主管请教工作，她很快被边缘化。主管经常当着同事的面斥责她，摔手机，还记录她每天去卫生间的次数和时间。后来，她离开那家公司。进入另一家公司成为正式员工后，仍然没有摆脱类似处境。管理层要求所有女性员工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打扫办公室，尽管公司原本就有专门负责清洁工作的保洁人员。“他们告诉我，女性员工就应该有女性员工的样子。”
洪瑞妍拒绝之后，不久便收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她两次向劳动部门申诉，都没有得到认定。一位管理层告诉她：“不能太内向，也不能太消极，否则容易吃亏。只有积极一点，别人才会重视你。”
韩国公益组织Gapjil119，长期关注劳动者权益。“真正的问题，是组织如何运作。”该组织发言人裴佳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很多人把郑某案理解成一起“陪酒事件”，但调查真正反映出来的，并不只是酒。强制聚餐、要求陪同前往卡拉OK、安排私人事务、利用上下级关系施压，这些行为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多数职场霸凌，并不是一次谩骂和羞辱，而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2019年，韩国修订《劳动基准法》，首次将“职场霸凌”写入法律。根据法律规定，认定职场霸凌通常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利用职场地位或关系优势、超出业务上的合理范围，以及造成劳动者身心痛苦或恶化工作环境。但裴佳英认为，实践中的困难并不在法律条文，而在调查机制。很多时候，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属于同一个组织，这就让当事人很难真正相信调查结果。
洪瑞妍现在仍在接受心理咨询，也需要定期服药。每一次申诉，都像重新经历一次过去。她一度陷入绝望：“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只有我死了，我的遭遇才会被正视、被认真调查。”
“公共部门最恶劣的职场霸凌案件之一”
郑某案持续发酵后，在全国范围内演变成关于公共部门组织文化的一场讨论。韩国总统李在明连续多次公开谈及此案。
2026年6月11日，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直到今天，公共机构仍然存在这样的陋习，令人十分痛心”，并要求国务调整室而非国家消防厅负责调查此案。十多天后，在国务会议上，李在明将案件定性为“公共部门最恶劣的职场霸凌案件之一”。他批评部分管理者“把下属当作自己的玩具，当作陪酒享乐的对象”，要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消防、警察等公共机构全面排查强制聚餐、强迫饮酒、私人差遣和职场霸凌等现象。
7月中旬，在谈及公共机构组织文化时，李在明再次以此案举例，称“喝酒聚会、放松娱乐都没问题，但不要让年轻异性坐在自己旁边”。
由总统直接推动公共部门组织文化整顿，在韩国并不多见。长期研究韩国社会文化的澳大利亚科廷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乔安娜·埃尔夫文-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仅把郑某案理解为一次“陪酒事件”，很容易忽略它真正暴露的问题。许多组织的权力关系，并不仅仅体现在正式制度里，也体现在每天的相处方式中。“谁坐在哪里，谁负责倒酒，谁最后离开酒桌，看起来与工作无关，但在很多组织里，这就是组织秩序的一部分。”而消防、警察等公共部门的组织结构，比一般企业等级化程度更严重。
根据韩国国家消防厅数据，截至2025年底，女性消防员约占全国消防员总数的10%。乔安娜认为，在一个长期由男性主导的职业环境中，女性消防员常常需要不断证明自己“属于这里”，她们能够获得的系统支持相对有限，一旦遭遇组织内部压力，更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
韩国社会把这种依靠地位优势支配他人的行为，称为“Gapjil”(甲质文化)。“Gap”原本指合同中的协议甲方，“Jil”则带有贬义，合起来意为利用优势地位压迫处于弱势的一方。过去十多年，这个词逐渐从商业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
2014年，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娥因乘务员未按规范拆盘提供坚果，要求纽约飞往仁川的KE086次航班返航并驱逐乘务长，导致航班延误20分钟。后来，赵显娥因违反航空法一审被判1年实刑，二审缓刑获释，并向受害乘务长朴某赔偿2000万韩元。这起“坚果返航”事件成为韩国社会讨论Gapjil的转折点。此后，一系列财阀企业、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霸凌事件相继曝光，推动韩国于2019年修订《劳动基准法》，将禁止职场霸凌正式写入法律。
不过，现实情况依然不乐观。Gapjil119在2026年7月公布的《2026韩国职场霸凌现状调查》显示，32.1%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内经历过职场霸凌。职场霸凌举报数量从2020年的5823件增至2025年的16373件，但维权成功率极低，仅1.4%的涉事主体被处以罚款，0.6%被移交检方追责。
裴佳英认为，这组数字说明，韩国社会对于霸凌的容忍度正在下降，但制度建设仍然没有跟上。这起案件真正留下的问题，是如何让独立调查、举报保护和管理者问责成为一种制度安排。
在乔安娜看来，总统介入郑某案调查、中央政府推动整改，为公共部门划定了新的行为边界，但真正的变化，不会因为一次调查或一次处分就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