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能源政策的真正考驗：制度而非發電量

◎ 林仁斌

當台灣能源政策再度成為公共焦點，討論往往被簡化為一個問題：「會不會缺電？」但這樣的提問，本身就錯了。問題從來不是電夠不夠，而是：制度撐不撐得住。

隨著人工智慧（AI）與資料中心快速擴張，用電需求確實上升，但這並非台灣特有現象。國際能源總署（IEA）已指出，AI帶來的，不只是用電增加，而是整個能源系統的結構性轉變。真正的壓力，不在發電端，而在電網、基礎設施與治理能力。如果電力無法穩定調度、即時送達，再多發電也無法轉化為真正的供電能力。

人工智慧（AI）與資料中心快速擴張，用電需求確實上升，且並非台灣特有現象。。（彭博檔案照）然而，面對這樣的結構問題，台灣的公共討論卻經常退回熟悉的答案—核能。支持者強調核能低碳且穩定，但問題在於，它往往被當成單一解方。從減碳角度看，核能確實低碳，但並非零碳。更關鍵的是時間：核電廠從規劃到運轉往往需時十年以上，而氣候變遷要求的是當下行動。當時間錯置，再正確的答案，也無法解決問題。

更現實的是成本與風險。以英國欣克利角C核電廠為例，工期延宕、成本暴增，顯示核能在市場條件下的高度不確定性。而核廢料問題，至今仍缺乏全球普遍可行的最終解方，其風險跨越數十年甚至數百年。但在政策論述中，這些問題往往被簡化為一句話：「未來技術會解決。」這是一種高度風險的政策邏輯：用未來的不確定性，合理化現在的決策。當風險被往後推，責任也被一併延後。

英國興建中的欣克利角C（Hinkley Point C）核電廠工期延宕、成本暴增，顯示核能在市場條件下的高度不確定性。（路透檔案照）制度問題不只存在於核廢。以核電延役為例，新建電廠需經嚴格環評，但老舊機組卻可能在較低審查強度下延長運轉。這種「新設嚴審、延役寬放」的落差，反映的不是技術差異，而是制度性的選擇。風險沒有消失，只是被重新分配。

更進一步看，台灣甚至無法單純以「要不要核電」來理解風險。中國沿海核電廠距離台灣僅百餘公里，一旦發生事故，其影響將取決於時間與風向，而非任何行政邊界。這意味著，核風險對台灣而言，不只是能源問題，而是區域安全問題。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已建立跨境預警、資訊交換與應變能力？如果沒有，風險就在制度之外，而責任無處可問。

問題不只在供電能力，更在成本如何被分攤。當大型用電戶（如資料中心）快速成長，電力系統的擴建與備轉成本，往往不會完全反映在其電價上，而是透過整體電價機制分散到所有用戶。換言之，部分由高用電產業帶來的系統壓力，可能最終由一般家庭與中小企業共同承擔。當電價調整受政策與物價考量限制時，差額則可能轉為財政補貼或由公營電力公司吸收，形成另一種「看不見的成本轉嫁」。

以核電延役為例，新建電廠需經嚴格環評，但老舊機組卻可能在較低審查強度下延長運轉。圖為核三廠。（資料照）回到AI本身，數據其實沒有想像中劇烈。IEA估計，到2035年，AI對全球能源需求的影響約在1%至4%之間。真正的挑戰，不在需求本身，而在系統是否承接得住。

因此，能源問題，最終只剩三個制度問題：成本是否被揭露？風險如何被分配？責任由誰承擔？如果這三個問題沒有被回答，那麼無論是核能、再生能源或其他技術，都只是口號。

台灣當前面對的，不只是能源轉型，而是一場制度壓力測試。產業升級帶來用電成長，地緣政治提高供應風險，氣候變遷要求加速減碳，三股壓力同時存在。

在這樣的條件下，不會有單一解方。真正的答案，不在技術，而在制度：更具彈性的電網、更透明的成本機制、更清楚的責任分配，以及能夠回應不確定性的治理能力。

能源政策從來不是「選哪一種電」，而是「誰承擔什麼代價」。如果這一點沒有說清楚，那麼所有討論，都只是延後問題。

到2035年，AI對全球能源需求的影響約在1%至4%之間。AI示意圖。（法新社檔案照） 台灣真正的能源問題，從來不是電不夠，而是制度，還沒準備好。

（作者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