نظرة سريعة
民眾黨先前反對《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如今卻要求政府介入處理Meta大規模停權事件，並提出保障平台使用者權益的修法方向。作者質疑其立場轉變，認為政策討論應基於一致原則，而非受影響者身份。
ملخص مُنشأ با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 張商陽
Meta日前爆發大規模停權事件，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也遭波及，現任主席黃國昌則要求政府積極介入處理。（美聯社、資料照，本報合成）Meta日前爆發大規模停權事件，連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的帳號也受到影響。柯文哲批評數發部成了Meta客服部，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則要求政府積極介入處理，認為不能只發新聞稿了事。
這樣的反應令人有些意外。
因為幾年前《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引發爭議時，黃國昌與民眾黨正是強烈的反對者之一。當時許多人認為，政府不應介入平台管理，以免傷害言論自由。數位中介法最終在強烈反彈聲中胎死腹中。
如今，當Meta大規模停權事件發生，民眾黨卻開始要求政府出面處理。黃國昌要求主管機關積極介入，柯文哲則質疑數發部未能發揮作用。這不禁讓人好奇：政府究竟該不該介入平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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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民眾黨團近期提出「大型數位平台使用者權益保障法」的修法方向，主張要求平台建立申訴機制、說明停權理由、保障使用者權益。這些主張當然值得討論。當社群平台已經成為許多人工作、社交與獲取資訊的重要工具時，平台權力確實不應毫無節制。
民眾黨團近期提出「大型數位平台使用者權益保障法」四大修法方向。（擷取自邱臣遠臉書）然而，民眾黨團如今主張的平台停權說明義務、申訴機制與救濟程序，本質上仍是透過法律要求平台遵守特定規則。換句話說，政府是否能對平台施加規範，早已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只是規範到什麼程度。
當年人們擔心政府權力過大，如今卻發現，平台權力同樣可能影響言論表達與公共參與。當帳號遭到停權、申訴無門時，人們才開始意識到，掌握生殺大權的未必只有政府，也可能是一家跨國企業的演算法。
問題在於，當年政府嘗試建立相關制度時，被批評為威脅言論自由；如今帳號遭到停權後，又開始要求政府建立規範與救濟機制。短短幾年之間，改變的似乎不是平台，而是當事人的處境。
政治人物調整立場並非不可接受，但至少應該向社會說明，究竟是對平台治理有了新的理解，還是因為這次被停權的人，剛好變成了自己人。
如果平台權力過大是一個問題，那麼它在停掉詐騙帳號時是問題，在停掉柯文哲帳號時也是問題。政策討論應該建立在一致的原則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受影響的人是誰之上。
（作者為蛋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