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教師的困境：如何處理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

◎ 林進嘉

基層教師教學最大的困境在於，當學生有情緒行為問題時，不知該如何處理；示意圖，圖中人物與本文無關。（資料照）

近期，從高雄教師的新聞事件，到韓國「鐵拳教育」的影劇，引發各方對學生「受教權益保障」與老師「教導權式微」的關注討論。其中，基層教師最大的困境，在於當學生有情緒行為問題時，不知如何處理較為恰當？尤其又遇到「不一般」的家長，「過與不及」、「動輒得咎」、「缺乏後援」，讓教師們大嘆「不如歸去」。

回到教育本質，「受教權」和「教導權」本應是相輔相成，也跟家長送小孩到學校的目地與期待是一致的。之所以會演變成學生/家長和老師之間的對立，很多時候是因為學生的情緒行為「不一般」，然後在現有系統下，老師無法順利去處理，於是期待家長加入協助，偏偏又遇到「不一般」的家長。重點在，「不一般」的學生，常常有「不一般」的家長。也就是，學生會有情緒行為問題，除了有些跟大腦功能有關外，很多時候是跟家庭功能是否健全有關。那，這應該是誰的責任：學生，不是故意要違規；家長，本就無能為力；老師呢，如果政府沒有給予足夠的後援，無疑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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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的出現，可能是體質因素，如大腦情緒調節、衝動控制出狀況；可能是對壓力的認知、因應調節能力不足；也可能是家庭、周邊支持系統不足。我們怎能期待老師有辦法予以面對處理。尤其，老師還要面對其他多數學生的教學。

基於「教科文經費」有憲法最低保障且逐年增加下，筆者有三項建議：

一、提供各級教師們，系統化的心理衛生精神健康之在職教育課程，老師上課，當學生也有鐘點費。

二、除了現有三級輔導制度外，建立學校跟精神醫療體系的合作機制，由專科醫師到校，儘早對「不一般」的學生，進行「生物、心理、社會」三層面的評估。這絕對不是要把學生問題醫療化，而是透過評估分流、儘早提供相關介入，避免後續更嚴重的情況出現。

三、學校要設立（心理衛生）社工師編制，負責對家長進行社會工作，必要時提供家族治療，協助老師面對家長的困境。

對校事會議制度造成教師巨大壓力，民進黨立委召開「校事會議制度檢討與校園治理改革」記者會，提出「教師離線權」建議；左起為吳思瑤、伍麗華、郭昱晴、林宜瑾及陳培瑜。（民進黨立委郭昱晴辦公室提供）

（作者為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