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Gaokao: Graduates Grapple with Pressure, Shattered Myths, and Uncertain Futures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的中国高考落幕，距离6月底放榜，还要等两週左右。在那之前，刚结束高中生活的青年学子面对紧张、忧虑、期待、迷茫等种种混杂情绪，一边摸索自己的未来。

住在东北的高三学生陈宇是今年1290万名高考生的一员。考试结束，他原本以为自己终于能够放松，现在却因为担心考试结果，有一种“还没从之前的生活中脱离出来的感觉”。

考前，陈宇就有很明确的目标，希望上中国人民大学数学系。在他看来，想要有好的发展，最好还是去好的学校。

“曾经可能是‘有高学历就一定会成功、低学历可能会成功’的时代，现在变成了‘有低学历你一定不会成功、或几乎很难成功，但有高学历也很大概率会失败’的这样一个时代。”

另一位考生小梨想学法律，学历与就业对她非常重要。她认为，学法未必能赚很多钱，但最起码不至于落魄，“就算再不济，也能考个公务员试一试”。自认不聪明、也不喜欢读书的小梨，梦想是变成“特别有钱的人，天天在家躺平，想干啥就干啥”。然而，她发现自己并没有“躺平”的余裕。

“躺平其实还是更适合家里有背景、比较有钱或者已经有出路的人，就算躺平，他家里的钱也能供著让他自己去创业，或者去当运动员。”小梨说，她没有优越背景，家里也未能从小栽培她发展体育或美术特长，“感觉就只有学习这一个出路，也没啥别的出路；如果我还不学习的话，那就真没办法”。

破灭的高考神话

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研究中国教育与人口政策的学者刘烨（Ye Liu）表示，中国社群媒体这几年有“躺平”和“内卷”的讨论；在她看来，“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这两个都负担不起”。

一场关于“成功”的比拚，早在孩子真正入学之前就已经开始。刘烨表示，许多家长很早就替子女安排各种课程，从小给孩子“打鸡血”（意指非常积极、充满干劲），被称为“鸡娃”父母。

对家庭背景普通的青年来说，高考曾经代表著“往上爬升”的机会，但高学历的“成功公式”越来越不符合现实。根据刘烨的长期追踪研究，出身优渥家庭的学生，即使考试表现不好，还是有家里的资源和人脉替他们“缓衝挫败”；至于偏乡背景、高考表现很好的人确实往上爬了，但最终成就相对有限。

“证据很清楚说明，高考结果没有转化成人生机遇。”刘烨说。

高考生陈宇观察，“整个社会给年轻人的资源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考带来越来越紧的压榨和压迫，和高考神话的破灭，是同时并行的”。

“躺平”与“内卷”之间

这一代的青年学子，成长过程仍感受到沉重的升学压力；当前严峻的就业市场，也让他们更担心自身未来。2026年4月的官方数据显示，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是16.3%。这个数字在2023年曾超过21%。

面对社会的现实与外界期待，“内卷”的思维已经内化在许多年轻人身上。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生，其实都分不清自己对于成绩在意的压力来源是内在还是外在的，”陈宇说。

浙江的高考生Yulia也表示：“所有人都在苦读书，自然会有压力，这样的思想意识是刻在我们心中的。”

政府不是没有试图改善，但似乎治标不治本。Yulia念初中时，恰是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刚推出的时候。根据官方说法，“双减”是要减少学生作业和课后补习的负担；但在实际的教育现场，压力只是改成以其他的方式存在。

“说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分数线还是很高，不补课怎么能行呢？所以就出现了高价偷偷补习的现象，这个政策本质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轻我们的负担，学生老师家长都更累了。内卷自然更加严重。老师们也经常把‘大家要 卷 起来啊’挂在嘴边。”

来自东北的诗雨初中曾因成绩压力，度过一段痛苦时期，“到高一的时候就稍微有点生病了，然后他们（家长）可能有感觉到不能太高压”。如今她的想法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大家出路都差不多，所以我就也没那么特别的拚命吧”。

深圳一名复读生杨同学从小的认知也是“要内卷，要狠狠学习”，甚至曾被爸爸特地带去深圳龙华的三和人才市场，看那里打零工、领日薪、吃廉价挂面度日的人处境。杨同学记得父亲的提醒：“这个社会是在极其严厉地惩罚那些不愿意读书与读不成书的人。”

因为读了不擅长的理科，杨同学的高一生活在家长的高度期待和自我的极度内耗之中度过：“很想学好，但就是不会，而他们的压力又让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那一年我非常痛苦。”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的杨同学，曾经选择放纵，高考成绩几乎是全校垫底，最终照家里的意思复读。

复读这一年来，杨同学看到同届的朋友上大学，许多人浑浑噩噩，“高考并没有让他们改变人生飞黄腾达”。反而那些没念高中、去念中专的人，有的创业成功，有的自行求职，“也能过得很潇洒”；杨同学表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比我好得多。”

少子化让高考压力不减反增

跟前一年相比，今年的高考报考人数减少了45万人，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下跌。不过，这并不是单纯由少子化导致的结果。

今年的考生是2007至2008年出生的一代，那时候中国出生人口还没有显著下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大约有20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1500多万至1700多万上下浮动，直到2019年才开始一路降低，去年落到仅有792万。

学者刘烨说，考生减少较有可能的解释是“复读”的人变少。“这也不应被误解为中国年轻人更不重视高考的信号。我认为，大学名额增多，也代表更多学生能在第一次就考上，所以复读的人就比较少。”

即使是出生率大幅下降之后的时代，也不代表高考竞争会比较不激烈。刘烨判断，家长反而可能更集中资源与心力在孩子身上，让压力不减反增。

Yulia对政府和整个社会抛出质问：“我们吃饭要狼吞虎咽，不然晚自习会迟到扣分，调休只调不休，大家都在超负荷运转。大家都在努力往上爬，可是好像忘记了总有人要在脚底下被踩著，为什么不可以轻松一点，所有人都可以到山顶上呢？”

压力的出口与青年发声

不同于往年的高考，今年有几段“插曲”格外引发舆论关注。

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山东考生在步出考场接受媒体采訪时，对社会议题公开“喊话”，她主张应将“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8岁”。在中国，“性同意”、或称“合意性交”的法定年龄是14岁，但部分民众认为这个门槛太低。

随著话题发酵，不少网友赞许高中生有想法、敢于表态；然而，在微博、抖音上，影片却被删除下架，甚至传出这个学生被“开盒”（意指个资被揭露、起底），引发更多争议。

学生公开表达意见能带来的实质效果有限，但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停止探问与发声。学者的研究也关注到年轻女性扮演的角色。刘烨观察指出，相较男性同侪，女性明显更在意社会正义，也有越来越多人反抗父权体制下的婚育期待。

刘烨表示：“如果说高考所承诺的功绩主义已经消退，那么最迫切追问要用什么来取而代之的人，正是中国的年轻女性。我可以大胆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她们手中。”

谈到高考生的喊话，Yulia形容她感到“很悲哀”，“连民生问题，都要让一群还没有完全步入社会的高考考生来说出来”。她曾想过以后要成为政治家，又觉得自己“太微小，改变不了什么”，甚至因当前的中国感到“政治抑郁”。

虽然未来还很遥远，但Yulia期待自己可以到国外念研究所。“我还是想努力生活的，每个人都发一点声，改变一下社会环境，”她说。

文中受访者陈宇、小梨、杨同学、诗雨、Yulia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