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美國物理學家講述二戰日本長崎原爆內幕

「這並非因為缺乏對人類的關懷，而正是因為關懷人類。或許，那就是原罪。」

在參與1945年8月9日長崎原子彈轟炸30年後，美國物理學家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向BBC坦率談及史無前例的核爆發生前數天及數星期內所作出的各項決定。

莫里森在研製首批核武器的盟軍絕密「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中擔任重要角色，於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實驗室工作。該實驗室由他昔日的老師、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領導。

1945年7月16日，首枚原子彈「三位一體試驗」（Trinity test）期間，莫里森身在現場，並曾在前往新墨西哥州的汽車上，把炸彈的鈽核心放在自己膝上運送。此後，他前往塞班島（Saipan）以南的小島天寧島（Tinian），協助組裝用於長崎的「胖子」（Fat Man）鈽彈（plutonium bomb），並於8月9日監督將炸彈裝載至一架 B-29 轟炸機上。當日距離廣島遭轟炸僅三天。

莫里森表示，正是在天寧島，美軍興建了他所形容的「世界上最大的機場」。

他在1945年12月向美國參議院委員會作證時表示：「一條巨大的珊瑚礁脊被削平一半，用來填平一片崎嶇平原，並興建六條跑道⋯⋯每一條都接近兩英里長。」

破壞的規模

莫里森在證詞中還披露了對日本城市進行燃燒彈轟炸時的龐大準備規模。

「港口裡每天都停泊著油輪，裝載着數以千噸計的航空汽油⋯⋯巨型飛機沿着長長的跑道滑行起飛⋯⋯每15秒就有另一架 B-29 升空。這樣的情況持續一個半小時⋯⋯一次又一次，1,000架 B-29 在空襲中燒毀一座城市數平方英里的土地。」

相比之下，他表示：「原子彈則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沒有滿載燃燒彈的船隊。那裡沒有軍械兵和他們的炸彈堆放處，取而代之是大約25名來自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員、幾座被改建為測試實驗室的昆塞特小屋（Quonset，預製波紋鋼建築），以及一棟設有路障包圍的建築物。執行任務的飛機在午夜過後起飛。機場一片荒涼⋯⋯然後一架飛機沿跑道呼嘯而過、騰空而起，朝敵方城市飛去，」他說。

儘管估計數字不一，但一般認為，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初次引爆造成約4萬人死亡，而其後五年間，直接因轟炸而死亡的人數超過10萬。在廣島，至少8萬人當場喪生，由於嚴重燒傷、創傷及急性輻射病等因素，累計死亡人數增至約14萬人。

其後，莫里森作為官方科學損害評估小組成員，到兩座日本城市勘察災難性的破壞情況。他特別記得在廣島的一個時刻。

「一名日本官員站在廢墟之中，對我們說：『這一切竟然都來自一枚炸彈；這令人無法承受。』」他說。「一架飛機、攜帶一枚炸彈，就摧毀了一座城市數平方英里的範圍，而且破壞得比1,000架飛機發動的空襲更徹底，也更令人無從抵抗或逃生。」

然而，他原本希望原子彈不必用於實戰。他是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一群年輕物理學家的倡議者之一，主張在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前，先公開展示其威力。

1975年，莫里森向BBC主持人梅爾文·布萊格（Melvyn Bragg）表示，當年在天寧島監督組裝「胖子」原子彈時，他年僅30歲。

「我們希望邀請一個國際代表團到沙漠去，」他說，「但在戰爭環境下，那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勢不可擋」的計劃

這名物理學家形容，整個計劃已「勢不可擋」，即使納粹德國即將戰敗已成定局也是如此。

然而，他解釋說：「戰爭仍在持續。我們正一步步走向太平洋地區的一場大規模戰役⋯⋯因此，要把它叫停是不可能的。」

莫里森認為，唯一可能改變這一進程的因素，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羅斯福於1945年4月去世。

「如果說有什麼機會能夠大幅改變美國的立場，我會說，那就是羅斯福繼續在世⋯⋯」莫里森說，「他是在研發工作進行期間去世的，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原子彈是否能成功運作，也尚未決定如何使用這些炸彈。」

他表示：「我認為，他是唯一一個同時擁有足夠聲望，以及足夠實力，能夠在政府內部扭轉這股可怕動力的人。」

當哈里·杜魯門（Harry S Truman）出任總統時，他甚至不知道這個計劃的存在，直到宣誓就職後數小時才得悉相關情況。僅僅三個多月後，他便下令進行原子彈轟炸。

莫里森認為：「的確，是他作出了決定，但我認為公平地說，是這個決定造就了他。」

「要他在經過那麼多年之後，突然改變整件事並將其叫停，無疑將是一個極其大膽的舉動⋯⋯隨着羅斯福去世，這個機會基本上已經消失了。」

莫里森認為，這種無法逆轉的慣性同樣體現在接連投下兩枚原子彈的決定上。

「人們並沒有把它視為第一枚和第二枚原子彈。下達給指揮官的命令是：『投下第一枚炸彈，然後儘快投下第二枚。』」

他說：「若要在看到第一枚炸彈造成的巨大影響後說：『好吧，我們先等等，不急著投下第二枚。』那麼華盛頓必須有一位強而有力的人物出面才行。」

「這需要高層審慎思考，需要有能力打通複雜的指揮鏈條，並把正確的命令傳達給正確的將領，」他說。

因此，兩次原子彈轟炸最終如期進行，而莫里森透露，當時甚至已制訂投下更多原子彈的計劃。

「最初的決定是，如果有需要，我們將在一年內持續投下這些炸彈⋯⋯而我被告知要為此制定計劃，」他向布萊格表示。「我擬定了一套計劃、方案和時間表，安排了接替我的人選，也規劃好了往返的相關事宜。」

然而，在他和其他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親眼見到轟炸後的景象後，他是否還能繼續執行這項工作則不得而知。

「從理論上來說，我們非常清楚其短期影響，以及⋯⋯令人擔憂的長期後果。但那僅僅是透過閱讀書本和數據得知的，」他對布萊格說。

「而數字本身⋯⋯與親眼看見活生生的現實、瀕死的現實之間，存在極大的差距。對每一個人而言如此，對整個世界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我認為，我們知道這些事情，但我們並沒有真正感受到它。」

「那天晚上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祝派對，但大多數科學人員都沒有參加。空軍人員、士兵們在喝酒。他們知道戰爭即將結束。那看起來、感覺起來，像是一場偉大的勝利。」

然而，莫里森回憶說，科學家們則是「坐在一起，神情憂鬱，思索著⋯⋯世界末日」。

戰後，莫里森成為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並站在反對核子擴散的前線，推動「不要第三枚原子彈」運動。

他在1945年向美國參議院作證時表示：「毋庸置疑，和這個計劃中的大多數科學家一樣，我完全相信，絕不能容許另一場戰爭爆發。」

他同時認為，同盟國當時尤其應該做一件事。

「我堅信，應該發出適當的警告，」他說。「事後回顧，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不發出充分且適當的警告開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