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罷法修法爭議：公職門檻與社會信任的底線

選罷法第26條修法爭議，表面上是參選資格問題，實際上卻是公職門檻能否守住的問題。這不只牽動特定政治人物的前途，更牽動人民對司法責任、法律公平與公共信任的基本判斷。

新竹市長高虹安誣告案二審遭判有期徒刑六個月，若三審維持原判，且後續改以易服社會勞動方式執行，尚未履行完畢，恐將影響其連任資格。而民眾黨此時推動選罷法修法，主張讓「得易刑處分者」也能參選，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即將進行朝野協商，藍營則傳出傾向支持民眾黨版本，被外界質疑形同為高虹安清除司法障礙。

選罷法當然可以檢討，但修法不能修成「刑責未了，也能先參選」。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並不是無罪，也不是刑責消滅，而是刑罰換一種方式執行。罰金尚未繳納、社會勞動尚未完成，刑罰執行就尚未終了。

這不只是高虹安一人能否參選的問題，而是會向社會傳遞什麼訊息。如果法律一方面要求一般人民完成刑罰責任，另一方面卻讓政治人物在刑罰尚未執行完畢時先取得參選資格，這樣的制度設計，又如何讓人民相信法律公平一致？

有些犯罪雖然最後判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符合要件者可能改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執行，但犯罪本質未必輕微。例如偽造文書、詐欺、背信、業務侵占、妨害自由、傷害、酒駕、毒駕等，都可能涉及誠信、公信力、人身安全或公共安全。難道這些人刑罰尚未執行完畢，就可以先登記參選？這不是保障人權，而是降低公職的政治道德門檻。

一個因恐嚇判刑確定、社會勞動尚未完成的人，卻站上台談治安；一個因酒駕、毒駕判刑確定、刑罰仍在履行中的人，卻高喊交通安全；一個因毒品案件判刑確定、刑責尚未終了的人，卻訴求青年教育與反毒政策，人民會如何看待公職標準？若一個人判刑確定後，還在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的履行階段，卻可以先登記參選、競逐公職，等於把公職門檻從「責任完成後再重新取得信任」，改成「責任還沒完成，就可以先競逐權力」。

這不是單純的修法問題，而是社會示範問題。法律若為個案轉彎，社會看見的就是特權；制度若替刑責未了者開門，人民懷疑的就是公平。真正負責任的修法，不該替個案清除障礙，而是守住公職倫理與社會信任的底線。選罷法不能成為刑責未了者的參選後門，更不能成為社會最壞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