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前的自焚事件：洛嘎让赞的抗议与西藏流亡者的现实

曼哈顿的气温达到摄氏33度，人行道上更是炽热，但藏人们仍按计划聚集在中国领事馆外。在挥舞的旗帜和整齐划一的喊声中，抗议者之一阿旺扎西正在寻找他的朋友洛嘎让赞。

洛嘎让赞是此类活动的中坚力量。朋友们开玩笑说，他在参加抗议的时候比过生日还开心。他觉得通过抗议能对西藏的独立运动做出最大的贡献——他对这一事业非常执着，甚至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名字里：让赞(Rangzen)在藏语中意为“独立”。

阿旺扎西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又扫视了一圈。洛嘎让赞不在，这很奇怪。

第二天晚上，即7月2日，他正在Costco时另一个朋友打来电话。

“快来联合国，”朋友说。“他在大楼前，身上着火了。”

在世界各地，许多人已经看到了阿旺扎西刚刚得知的事情：52岁的洛嘎让赞在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前自焚，并在Facebook上进行了直播。他在人行道上插了一面西藏旗帜，并拿出传单，要求“自由西藏”和“中国滚出西藏”。然后，他点燃了自己的楚巴，即藏袍。

这个消息让阿旺扎西难以置信。几天前，他刚在每周一次的藏族舞蹈组见到过洛嘎让赞。洛嘎让赞不是刚答应过几天后在聚会上做他著名的藏式香肠吗？他安慰自己，朋友一定会没事的。

但当他赶到消防员送洛嘎让赞去的医院时，一名护士告诉他已经太晚了。他进去只能做最后的告别。

从那时起，阿旺扎西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但随着包括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和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内的政治人物发表哀悼声明，以及主流媒体报道他朋友的去世，他和许多藏人活动人士也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洛嘎让赞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已知的第一起藏人在美国自焚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他最大的目标之一：让世界关注西藏。

“我们藏人正在做的其他活动没有人会关心，”阿旺扎西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洛嘎让赞去世一周后，阿旺扎西坐在他朋友位于皇后区一栋狭窄房子三楼的卧室里。两人曾在这里合租了几年。阿旺扎西身旁是洛嘎让赞的侄女索朗曲珍，她在去年从印度搬到美国后，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着他们与洛嘎让赞共度的时光，以及这段时光与抗议活动交织得多么紧密。梳妆台上摆着一张洛嘎让赞与朋友们（包括阿旺扎西）的合影，那是他们在2014年为了争取藏人权益而从纽约徒步13天前往华盛顿期间拍摄的。桌子上摆着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照片，照片上的索朗在去年夏天叔叔带她参加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挥舞着西藏旗帜。

窗帘杆上挂着一串塑料徽章，展示着这些年来的志愿者经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纽约时担任安保人员；在一次倡导活动中担任摄像师。藏人活动团体的奖项贴满了墙壁。他的床上钉着一张色彩鲜艳的挂毯，上面印着曾经的达赖喇嘛寝宫布达拉宫。唯一非西藏元素的物品是一台震动健身机，扶手上整齐地挂着几件衬衫。

“我以前常在这个房间里和他一起跳舞，”阿旺扎西指着桌子和床之间那块狭长的地板说，他们以前曾跟着藏语音乐视频在那里跳舞。

索朗笑了。她说，有时当她叔叔在街上向朋友们走去时，“你可以看到他是跳着舞走过来的。”

洛嘎让赞的房间是一座供奉着他30多年未见的故乡的神龛。他出生于西藏东部的一个偏远地区，原名洛桑巴登。（藏人通常没有姓氏，只有名）。索朗说，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占领西藏，洛嘎让赞是听着家人如何抵抗的故事长大的。他的三个伯父在50年代曾与中国军队作战，其中一个在战斗中牺牲，另一个死于狱中。

小时候，洛嘎让赞被送到寺庙接受教育。但中国政府规定每个家庭只允许有一名僧人，而他的一位亲戚已经受戒了。

因此，在1992年他18岁时，他和一位叔叔逃跑了。逃离西藏的旅程非常危险，通常需要在夜间穿越喜马拉雅山徒步数周，以避免被中国边防发现。洛嘎让赞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无法完成这段旅程，他们留了下来。但洛嘎让赞和他的叔叔到达了由西藏流亡政府在尼泊尔设立的难民中心。

而后洛嘎让赞被送到印度南部的一座寺庙，在那里，他号召其他僧人参加反华抗议活动。

2006年，他来到美国。索朗不确定他为什么离开印度，但表示寺庙经常派员去海外传播他们的信仰。在纽约，洛嘎让赞获得了庇护。他最终还俗，投身于活动主义。

当时，西藏正在吸引全球的关注。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西藏的僧尼领导了反对中国统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国政府采取了暴力回应，人权组织表示可能有数百人死亡。（中国政府称死亡人数为22人）。

世界各地的领导人表示愤怒。乔治·W·布什总统呼吁中国与达赖喇嘛举行会谈。

“有时我会和他开玩笑，‘嘿，那些故事是真的吗？’”其中一位朋友德庆桑波说。“他就会说，‘不重要，你们喜欢就好，对吧？’"

最近几个月，人们经常在皇后区的一家地下室图书馆——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看到他，该中心由藏人作家加央诺布建立。洛嘎让赞从街上捡来旧书架，帮着把书架填满。

他对加央诺布写的一本关于西藏作为自治国家历史的小册子特别感兴趣。洛嘎让赞建议，如果把这本小册子做成幻灯片在汽车顶部的屏幕上播放，然后开车横跨全国，会怎么样？“他总有各种点子，”加央诺布说。他说，即使有些想法没有实现，“至少有人在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2009年，一名24岁的僧人成为西藏首位为抗议中国统治而自焚的人。那年春天，政府禁止为前一年抗议活动的遇难者举行纪念活动，这位名叫扎白的僧人点燃了自己。

据西藏流亡政府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又有150多名藏人效仿这一行为，仅在2012年11月就有28人自焚。

对许多人来说，自焚或许是最难以理解的政治抗议形式。当人们将其作为最后的抉择——无论是藏人，还是20世纪60年代抗议宗教镇压的越南僧人，抑或近期为引起人们对气候变化或加沙战争关注而自焚的美国活动人士——公众的反应不仅包含着恐惧和同情，还夹杂着困惑。

学者们表示，当没有其他形式的抗议可用时，自焚可能成为最后的手段，至少在西藏是这样。（几乎所有藏人自焚事件都发生在西藏内部，少数发生在印度或尼泊尔）。“如果藏人看到哪怕是一丝举行游行示威的机会，他们就不会采取自焚手段，”西藏著名诗人兼学者唯色曾这样写道。

在纽约，洛嘎让赞一直在抗议，但似乎收效甚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他国家越来越不愿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甚至一些藏人同胞似乎也顺从于中国的统治。

然而，在西藏的镇压并未停止。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宣布将颁布一项促进“民族团结”的新法律。该法律强制要求在学校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并表示中国政府将追究制造“民族分裂”的人——这是政府给少数民族政治活动贴上的标签——即使这些人身在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