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筑起金融高墙：限制个人海外投资，资本外流创纪录

北京长期以来在中国公民与外部世界之间筑起高墙：“防火墙”阻断信息，护照管控和出境禁令限制人员流动。但资金流动曾经是个例外。

政府与民众之间曾经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普通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由地积累和保护财富，并且悄悄实现财富的多元化配置，政治上的限制就是可以容忍的。

这种默契正在瓦解。

过去几年里，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投资海外证券，尤其是美国股市。但在最近几周，北京采取行动，切断了中国家庭与全球资本市场之间的非正式渠道。当局要求几家拥有大量大陆客户的香港和新加坡券商在两年内逐步结清这些账户。政府还扩大了海外投资规定的适用范围，首次明确涵盖个人投资者，并威胁要没收定义模糊的“非法所得”。

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陆居民进行海外投资的门户，如今这里的银行和券商也收紧了开户要求。一些券商告诉他们的大陆客户，只能卖出美股，不能买入。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小红书宣布，已经严厉打击教人们如何开设美股交易账户的帖子。

北京正动用一切可能的杠杆，调动全国的私人财富作为资源，推动国家主导的科技自立和民族复兴进程。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出，金融自由度必须服从于国家安全，他警告说，中国不仅要防范对外开放的风险，还要防范地缘政治对手“蓄意制造”的风险。

地缘政治考量还在以其他方式不断压缩中国投资者的机会。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SpaceX在上周创纪录的首次公开募股中将中国投资者排除在外。与此同时，就在中国普通民众最有理由将目光投向海外、为自己的储蓄寻找更丰厚回报之际，北京却在筑起金融高墙。

在美国，股票和债券是长期储蓄的默认投资方式。但中国的散户投资者往往对国内的证券交易所（即A股市场）敬而远之。在他们看来，A股与其说是积累家庭财富的工具，不如说是一个受政策、谣言和政府突然干预影响的投机角斗场。这个市场有许多绰号，诸如“绞肉机”。

取而代之的是，过去20年里，中产阶级家庭将资金投入房地产。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人们买房不仅是为了居住，更是为了养老、筹集子女大学学费，以及为子女积累资产。根据中国央行2020年的一项调查，近三分之一的城镇家庭拥有两套住房，超过10%的家庭拥有三套或以上住房。

然而，在2021年房地产市场崩盘后，许多人对这种曾经支撑家庭安全感的资产失去了信心。由于国内社会保障体系较为薄弱，中国人本来就热衷于储蓄，如今更是退缩到防御性储蓄之中。到2025年底，中国家庭的银行存款已达到150万亿元以上，几乎达到10年前的三倍。

但这笔资金的回报率却在不断下降。四分之三的家庭储蓄以定期存款的形式存在。但其存款的利率已经降至1%左右，而美国的高收益储蓄账户提供的利率最高可达4%左右。

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持续上涨。对于具备金融知识的中国中产阶级而言，海外市场成为了对冲中国经济放缓、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国内收益疲软的工具。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行业协会国际金融协会估计，2025年中国居民资本外流达到809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2025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部分得益于来自中国内地的资金流入。

但北京日益将这种中国财富外流视为不爱国行为。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前总编辑、中国最知名的亲政府评论员之一胡锡进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辩称，政府的最新举措符合“中国全社会的整体利益”。

“股民们多买A股，少买美股；一些人不要轻易把国内房子卖了，去西方购置房产。这样的效果总体上是积极的，”他写道。

将储蓄留在国内并保持低利率对北京至关重要。中国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一直在重组债务，依赖廉价的国内资本来缓解消耗约占其收入五分之一的利息负担。这些储蓄还支撑着中国在基础设施、机器人、半导体以及其他被视为对自给自足和国家安全关键产业上的巨额投资。

但精明的投资者并不想把钱投在这些地方。一位由于担心政府报复而要求只透露其姓氏为许（音）的科技工作者表示，自2023年以来，他已将中国法律允许的最高限额资金存入了一个美国证券账户。

如今，北京的金融管控所造成的所有困难让许先生不禁心生疑问：“我的钱还是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