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为何带着“乡土”远行？

中新社长春7月12日电 题：从故乡到宇宙：中国科幻为何带着“乡土”远行？

作者 郭伟 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近年来，《三体》《流浪地球》等作品让中国科幻不断走向世界。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也愈发清晰：在这些想象宇宙文明、未来社会和技术革命的作品中，故乡、家园、土地等意象频繁出现，“乡土”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这里的“乡土”并非狭义的乡村空间，而是包含地方经验、故乡记忆和家园意识在内的文化归属。科幻面向未来，乡土扎根现实，两者看似相互疏离，但中国科幻的发展恰恰说明，乡土不仅没有束缚未来想象，反而成为其形成独特“中国性”、参与世界科幻对话的重要资源。

乡土为何始终萦绕中国科幻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安土重迁的观念深植于文化传统之中。土地不仅意味着生存资料，也承载着家族、伦理和身份认同。然而，中国人的历史又是一部不断迁徙与重建家园的历史。从古代的人口流动、边疆开发，到近现代的大规模社会迁徙，许多人都经历过离开故土、寻找归属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既扎根土地又不断远行的历史经验中，乡土逐渐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空间，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和精神归属。也因此，中国科幻中的乡土往往不是静止的田园牧歌，而与迁徙、生存和文明延续紧密相连。

《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去流浪”的设定，常被视为中国乡土意识中家园观念与文明延续意识的集中表达。面对太阳即将毁灭的危机，人类没有选择抛弃地球、移民宇宙，而是推动整个地球踏上漫长旅程。地球不仅意味着资源和环境，更承载着文明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归属。因此，人类宁愿付出巨大代价，也要带着地球一起远行。

这与许多经典西方太空移民叙事形成鲜明对照。在《星际穿越》以及大量殖民其他星球的科幻作品中，当地球陷入危机，人类往往选择离开地球，寻找新的栖居地。无论是移民其他星球，还是建造太空方舟，其核心逻辑都是离开旧世界、重建新世界。

两种叙事背后并不存在简单的优劣之分，而是不同历史经验与文明观念孕育出的未来想象。前者强调守护与延续，后者更强调开拓与迁徙。“带着地球去流浪”并非只是浪漫的乡土情结，而是一种关于文明如何延续自身的未来哲学。

未来从来不是无根的想象

事实上，这种“未来扎根于现实经验”的现象，并非中国科幻独有。

科幻通常被认为是最具全球视野的文类之一。它关注未来，想象变化，讨论整个人类的命运。然而回顾科幻的发展史便会发现，那些最具世界性的未来想象，往往深深植根于具体的历史与地域经验之中。

1818年，玛丽·雪莱发表《弗兰肯斯坦》。这部作品常被视为现代科幻的重要起点之一。它所呈现的并非抽象的人类未来，而是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社会对于科学、理性和现代性的复杂情绪。

同样，即便H.G.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将未来推演到八十余万年之后，人类已经演化成新的物种，但未来文明的废墟中映照的仍然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现实困境。未来世界并未脱离现实，而是在另一种时空尺度上延续现实。

所谓完全“去地域化”的未来想象其实并不存在。任何科幻故事中的行动者——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代表整个人类——都来自某个具体时空，携带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与现实经验。世界上不同地区经历着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也孕育着不同的未来想象。拉美、东亚、非洲等地区，都在以自身经验重塑科幻叙事。每一种乡土经验，都孕育着独特的未来想象。

因此，中国科幻中的乡土，本质上也是中国社会经验、文化记忆和家园意识进入未来想象的方式。近年出版的《故山松月：中国式科幻的故园新梦》便专门收录中国及华裔科幻作家书写故土的作品，读者可以从中辨识种种科幻想象的根系所在。

中国性并非与世界性对立

讨论中国科幻时，人们常常习惯将其与西方科幻进行比较。

海因莱因、克拉克和阿西莫夫等“黄金时代”作家的作品，擅长处理宇宙尺度的宏大主题，将文明演化、星际扩张与人类未来置于广阔时空背景下。《三体》系列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刘慈欣本人也多次谈到克拉克对自己的影响。

但影响不意味着复制。事实上，整个科幻文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不断突破既有范式、创造新可能的历史。从“黄金时代”到“新浪潮”，从“赛博朋克”到“丝绸朋克”，科幻始终处于持续变化之中。

科幻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概念——科幻约典(Megatext)。它指的是由全体科幻作品长期积累形成的一套共享符码体系，包括术语、意象、叙事策略以及未来想象模式等。每一部新作品进入这一体系时，既继承既有传统，也不断加入新的经验和新的表达。中国科幻正是在与这一世界性传统的互动中形成自身特色。

因此，讨论中国科幻的独特性，不应陷入“中国”与“世界”、“本土”与“外来”的简单二元对立，而应关注中国经验如何进入世界科幻的共享话语体系。中国自科幻诞生之日起便深嵌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其“在地性”不应遮蔽科幻文类面向未来、面向未知的根本属性。

从乡土走向世界

今天，中国科幻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如何将具体的乡土经验转化为世界性议题。

陈楸帆的《荒潮》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作品中的“硅屿”充满潮汕文化、宗族关系与电子垃圾产业的地方色彩。然而，它所揭示的并不仅是一个沿海小镇的命运，更是全球资本、技术体系与生态危机交织形成的世界结构。地方经验由此成为观察全球问题的窗口。

在新作《刹海》中，陈楸帆进一步通过多重视角展现技术、资本与文明之间的复杂互动，将具体可感的地域经验延伸至更广阔的全球议题。地方不再只是叙事发生的背景，而是成为理解世界的重要入口。

同样，中国科幻的“中国性”也不应停留于龙、长城或神话元素等表层符号。真正的中国性，更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认知结构之中。青年科幻作家双翅目在“四勿动物”系列中，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人工智能设计行为准则，尝试以中国传统伦理资源重新思考技术时代的人机关系。这种探索既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也回应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性伦理议题。

正是在这种深度交融之中，中国经验转化为世界经验，中国性转化为世界性。从乡土出发，却不止于乡土；立足中国，却面向世界。

当中国科幻不断进入世界读者视野，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新的技术奇观和宇宙图景，更是来自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未来想象。中国科幻真正的生命力，或许正源于这种能力——将最具体的乡土经验，转化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未来命题。(完)

作者简介：

郭伟。作者供图

郭伟，文学博士，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出版学术专著《解构批评探秘》、文学作品《此系集》(合著)。学术论文刊载于《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等。多次荣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