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講》黃士修論述的3個邏輯缺口

◎ 林仁斌

國民黨日前召開「核能公投」記者會，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董事長李鴻源（右起）、副執行長吳怡玎、核能流言終結者創辦人黃士修等人出席。（國民黨提供）

核電公投進入公開論辯階段，原本應是檢驗台灣能源政策論證品質的機會。

然而，黃士修近日評論反方代表，卻將代表資格、光電爭議與能源技術連結成一套政策論述，再從光電的限制推導重啟核電的必要性。問題是，質疑反方代表的資格，不能證明核電政策正確；指出太陽光電的缺點，也不等於完成核電重啟的論證。

第一個邏輯缺口，是以政治標籤取代專業檢驗

黃士修以「雜魚」、「粉專小編」等字眼貶抑反方代表，並藉其產業關係質疑立場與公信力。但政治參與、產業接觸與專業能力，本來就是不同層次的問題。若涉及利益衝突，就應提出股權、契約、報酬及決策關係等具體資料查證，而不是以標籤代替調查。

公民投票代表當然應接受社會檢驗，但標準應是論證品質、資料可靠性及政策責任。中選會已確認第22案正反方代表名單，五場意見發表會也將陸續登場。人民真正需要的，不是誰更擅長嘲諷對手，而是雙方能否提出可供檢驗的證據。

第二個邏輯缺口，是以光電個案及土地需求，否定整體再生能源方案

台灣地面型光電確實存在土地使用、生態保護、農漁業權益與開發利益分配等爭議，環保團體與業者也都應接受利益揭露及公共監督。但個別案場有爭議，不代表所有環保團體涉及利益輸送，更不能據此推論整個再生能源產業都是炒地皮。

黃士修以「太陽光電晚上沒有電」質疑屋頂型光電，這句話就發電特性而言沒有錯，卻不是完整的能源論證。現代電力系統本來就不是要求每一種發電設備獨立供應全天候電力，而是透過可調度電源、儲能、抽蓄水力、電網調度與需求管理互相支援。太陽光電白天出力較高，夜間需要其他資源補足；這是系統調度必須處理的問題，不是直接否定光電的理由。當然，儲能、電網與調度設施都有成本，也必須如實計算。

中研院淨零科技研究資料顯示，台灣地面型光電裝置密度約為每千公頃0.7GW，平均容量因子約13.35%。若以一部1GW核電機組、容量因子90%估算，年發電量約78.8億度；要達到相近年發電量，約需6.74GW太陽光電，若全採地面型，土地需求約96平方公里。但這只是年發電量換算，並不代表兩者具有相同的供電時序、調度能力或系統價值。拿「五分之三個台北市」比喻光電土地需求，若未交代比較的是單一核電機組或整座電廠，以及容量因子與土地密度等前提，就不能直接當成政策結論。

太陽光電白天出力較高，夜間需要其他資源補足；這是系統調度必須處理的問題，不是直接否定光電的理由；示意圖。（資料照）

第三個、也是最關鍵的邏輯缺口，是從AI需要穩定電力，直接推導核電重啟的必要性

AI資料中心與半導體確實需要大量、可靠且不中斷的電力，但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全年用電量，還包括用電地點、尖峰負載、供電品質、備援能力與新增電力何時到位。台電也指出，隨著再生能源占比提高，供電調度的關注焦點逐漸由日間轉向夜間，必須透過燃氣機組、儲能、抽蓄水力及電網調度共同因應。

因此，AI需要電，不等於AI只能靠核電。核電具有穩定發電的特性，但既有機組重啟仍涉及設備改善、安全審查、運轉測試、法定許可、核廢料管理及成本；不能只談穩定供電的優點，卻不交代取得這份穩定必須付出的代價。對資料中心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在特定地點、特定時間取得可靠電力，而不是電源名稱聽起來有多穩定。

台電指出，隨著再生能源占比提高，供電調度必須透過燃氣機組、儲能、抽蓄水力及電網共同因應。（資料照）

負責任的能源政策，應比較不同供電情境：既有非核架構如何透過再生能源、儲能、燃氣與需求管理補強；重啟核電需要多少成本、時間及安全條件；新核能技術又面臨哪些工程、商業化與監管挑戰。每一種方案都應回答：能提供多少電力？何時可以供電？成本由誰承擔？風險如何分配？出了問題又由誰負責？

不能要求再生能源單獨證明全天候供電，卻不要求核電完整交代重啟時程、核安、核廢料與除役責任；也不能批評光電開發可能傷害環境，卻把核電的長期環境與世代責任排除在討論之外。不同能源可以有不同技術特性，但不能採用不同的證據標準。

11月28日的核電公投，可以表達人民對能源政策的意見，卻不能取代核安審查、成本評估與完整能源規劃。AI需要穩定電力，但台灣需要的不是先把核電設定為答案，再回頭尋找支持它的理由；而是先把需求、供給、成本、風險與責任攤開，再決定什麼樣的能源組合真正符合國家利益。能源政策不能靠嘲諷對手證明正確，核電也不能因為被稱為穩定能源，就免除接受科學、制度與公共責任檢驗的義務。

（作者為台灣永續治理論壇發起人、文化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