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陈奕平：“四缘”织就华商网，如何成为亚太合作“软基建”？

中新社广州11月14日电 题：“四缘”织就华商网，如何成为亚太合作“软基建”？

——专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陈奕平

中新社记者 郭军

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当谈到APEC“互联互通”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亚太，其实早就存在一张基于亲缘、地缘、业缘和文缘的民间网络。由海外华商织就的这张绵延数百年的网络，与APEC等现代区域合作机制之间是什么关系？它能否成为亚太合作的“软基建”？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陈奕平。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理解海外华商基于亲缘、地缘、业缘和文缘形成的民间网络与APEC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

陈奕平：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深圳召开，这是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

APEC的初衷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贸易壁垒”，其核心精神体现为开放、渐进、自愿、协商、发展和互利。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区域集团化成为潮流，国家和非国家力量都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国家行为体在推动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同时，数千万华侨华人基于亲缘、地缘、业缘和文缘构建起坚韧而长久的跨国网络，凭借其独特的资源和跨文化优势，很早就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可以说，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补互强、协同共治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从明清时期的下南洋、侨批水客，到改革开放后的华商投资，再到今天的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这张网络的形态发生了什么根本性变化？

陈奕平：近代以来，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来自企业和商人。中国人有记载的移居海外历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下南洋、走夷方等是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向外移民潮流。

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曾运用历史解释方法，分析16世纪以来东亚区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把“华商”放进一张跨海域、超国家的亚洲经济网中去理解。

从明清时期的下南洋、侨批水客，到改革开放后的华商投资，再到今天的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华商网络确实经历了巨大变化，体现在信任基础、网络结构、时空范围和参与主体等方面。

在信任基础方面，华商网络从侨批时代的个体、宗族等熟人社会信任，转变为商贸时代的合同、银行、法律和商会等制度化信任，再发展到数字时代的平台算法、支付担保和区块链溯源等数字化信任。

在网络结构方面，华商网络从侨批水客“一条线”，发展为华商投资以宗族、同乡会为节点的关系辐射结构，再发展到跨境电商多向、扁平、自组织的数字生态系统。

从时空范围看，华商网络从侨批水客的局部性区域，发展为华商投资的多区域乃至全球布局，再拓展到数字时代的网络空间和网络—实体的连接。

从参与主体看，华商网络经历了从专业精英到普通个体的拓展：过去多为敢于冒险的劳工、专业水客、大商人参与，现在普通人也可以联通世界，开网店盈利。

但要看到，变的始终是“形态”，不变的是“内核”。这张网络一直以“缘”为纽带、以信用为基石、以互利为动力，也一直承担着连接中国与所在国、连接亚太与世界的桥梁功能。信任的生产方式在变，但信任本身始终是这个网络最核心的资产。

中新社记者：APEC设有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作为工商界参与APEC的正式渠道，像华商网络这样自发形成的民间商业网络，与ABAC这类官方框架内的机制之间应该形成怎样的关系？

陈奕平：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成立于1995年，是工商界参与APEC合作的主要渠道。理事会由各成员选派的三名工商界代表组成，主席由当年APEC会议东道主担任。

ABAC的主要任务是向领导人、部长、高官直接提交政策建议报告，每年与领导人面对面对话。

如果说ABAC是“被授权”的正式机构，华商网络则是制度外的民间自发沟通机制，前者侧重政策建言，后者侧重信息沟通与项目落地，二者可以形成互补。

比如，ABAC中国代表在调研时主动走访侨商组织；2026年侨交会(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举办了11场主题商务洽谈，实现产业精准对接；华商群体把共性诉求通过贸促会、工商联等枢纽转递给ABAC等等。

更重要的是，亚太各国的华商利用数百年积累的信用网络，推动亚太政策倡议落地，成为交流合作和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者。

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强调以自愿和单边行动推进自由化，在开放而非封闭的框架中实现共同繁荣，而华商网络恰恰是在没有正式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以民间自发的方式实现了资本、商品、信息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可以被称为“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民间版本，是亚太合作的“软基建”。

中新社记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海外华商常常扮演“引路人”的角色，这种作用在APEC框架下有没有可能被机制化？在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华商网络如何保持它的“桥梁”本色？

陈奕平：“引路人”的角色完全可以被机制化。中国企业出海，海外华商提供的本地市场信息、法律税务咨询、人脉渠道和文化翻译，实质上是在降低制度距离与文化距离带来的交易成本。这种作用可以从个案经验转化为公共产品：在APEC框架下建立华商参与区域合作的常态化对接机制，例如，把侨交会、华商峰会等运行成熟的平台纳入APEC配套活动体系；依托ABAC与贸促会、工商联、侨商组织，形成诉求转递、项目撮合与政策落地的闭环。

亚太地区是多元文明交汇交融的核心区域，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太平洋岛国本土文明、西方文明在此长期共存。千百年来，人员迁徙、商贸互通、文化往来持续不断，形成亚太人文交流绵延不绝的历史脉络。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冲突频发。面对新的挑战，需要在APEC框架下，依托亚太长久以来的人文交往传统，建立发挥移民桥梁作用的平台和机制，深化文明互鉴、推动文明共生，夯实亚太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人文基础。

中新社记者：广东正在推动“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还有侨交会、亚太产业合作与出海博览会这类平台，在您看来，在APEC语境下，“侨”这张牌广东应该怎么打才最有价值？

陈奕平：广东素有对外开放的传统，拥有两千年向海而生、以商通天下的历史沉淀，秉承开放包容、敢为人先、务实低调、互利共赢的精神，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重要的是，广东有近3000万粤籍侨胞和长期构建的广泛网络，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制度共存的实践经验，能够以侨为桥、以文化为媒，打造亚太文明交流前沿阵地。

在APEC语境下，广东打“侨”牌，关键是以侨为桥，把粤侨的跨境信任网络转化为亚太数字贸易与供应链互联互通的民间基础。同时，以深圳APEC为平台，把侨交会和华商峰会做成中国产能与亚太市场之间的对接场域、服务节点和共同体叙事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