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无序时代：历史警告与当今危机

我们最好听从另一位法国作家的警告。在阿尔贝·加缪的战后小说《鼠疫》中，当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的街道上出现死老鼠、人们感染上一种神秘疾病时，当地政府和大多数市民无视这些迹象，直到为时已晚。加缪书中的叙述者说：“历史上瘟疫的次数不亚于战争，然而瘟疫和战争总是同样让人措手不及。”

如今，死老鼠随处可见。今年夏天，气温记录被不断打破和刷新，地球在干旱中炙烤，野火肆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正逼近历史高位。对医疗和食品援助的削减（以美国最为显著）已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并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其中某一种疾病迟早会成为另一场大流行。人工智能仍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迅猛发展，威胁着就业、安全，在更悲观的预测中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修正主义大国肆无忌惮地藐视规则和规范。选民愤怒且情绪多变。那种旨在建立信任与理解、缓慢、审慎且必然需要谨慎的外交已经让位于一种做作、傲慢的风格，更适合被TikTok侵蚀的短暂注意力或是游乐场。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记录了去年爆发的65起国家冲突——这是自194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大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与那些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国家的非对称战争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本意在几天内取胜，现在却艰难地步入第五个年头。伊朗利用廉价的大批量生产无人机攻击美军及其盟友，已经（或许是永久性地）控制了一条关键的世界贸易走廊，大幅削减了美国的导弹库存，并让特朗普总统陷入了一条他自己选择的战争。

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但拥有精良武装的大国之间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威胁比过去几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逼近。

就像加缪笔下奥兰市的居民一样，我们自然不愿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问题棘手、复杂且令人厌烦，移开视线总是更容易的。于是，当野火肆虐时，我们在海滩上度假；我们问人工智能如何训练小狗，如何写那封信——让它替我们思考。我们希望战争能够结束，希望防护机制、制度和联盟能够重建，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能够恢复并存续下去。

但是，一个新的现实以惊人的速度降临了。在我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里维系着世界的秩序开始受到侵蚀，这始于秩序内的人变得过于安逸和自满，也始于不良行为得到了过多的容忍，甚至是纵容。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无序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首先要坦诚地认识到我们所处时刻的严峻性，并接受我们脆弱的系统正在动摇的现实。各国已经在进行调整，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未来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必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那些拒绝适应，坚持认为一个摇摇欲坠的体系还能继续运转的人将会面临什么？看看发生过的三场革命，以及一场未曾发生的革命吧。

法国大革命前夕，作为欧洲最强大的陆上强国，法国可能已处于破产边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为了在独立战争中帮助美国击败英国背负了巨额债务。奢靡腐败的统治精英迷失了方向，日益壮大、却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中产阶级则在呼吁变革。在社会底层，工人和农民面临饥饿，日益绝望。

强大的新启蒙思想正在传播——其中一些是从美国独立战争中传入的，内容涉及人权，以及至少能赋予部分人民权力的新政府形式。

法国国王及其廷臣误判了民众不满的深度，自以为没有什么能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错了：君主制被推翻，一个混乱、暴力的共和国诞生了。不到十年，拿破仑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革命性变革并没有单一的模式，但处于政权顶端的人往往无法认识到政权有多脆弱。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国外战败的后果，而非代价高昂的胜利所致。但沙皇尼古拉二世依然无视所有证据，坚称不需要任何改革，因为俄罗斯人仍然爱戴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希特勒是被精英阶层请上台的，这些精英错误地认为他们能够利用他，并认为现有的制度足够强大，足以将他限制住。

这些革命无一不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拿破仑带领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粉碎了君权神授等旧有制度和观念。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则宣扬并培育了革命国际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向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发动了战争。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以雅利安人统治的名义谋杀了成百万犹太人和其他许多人。

然而，有时国家及其领导人也能够及时洞察先机。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面临着来自工业革命新造就的中产阶级的压力，他们被排斥在政治决策之外。英国精英阶层敏锐地察觉到了法国最近发生的灾难，深知必须进行调整才能生存。1832年的《伟大改革法案》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充分扩大了选举权，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广泛的危机。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容易找到类似之处。愤怒的民众。拥有巨额财富并能迫使政府屈服于其意志的非民选精英。拒绝建立共识或拒绝听取建议的领导人。今年1月，当特朗普被问及他的权力受到什么限制时，他回答说“我自己的道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表示，他为“la gloire”（他的荣耀）而战，之后，法国国力大为削弱。

那些选择无视警告信号，并认为历史与现实无关的人，当不愿看到的事件终究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可能会感到震惊和骇然。

国际秩序一直依赖于大国的支持，以及足够多的小国的合作与认同。在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时，美国似乎准备好继续担任1945年后国际体系的保障者。然而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情况已不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