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憲：權力、特權與政治人物子女的公共倫理

◎ 李忠憲

最近看到陳其邁女兒的故事，我想BMW女繼承人Susanne Klatten。她是BMW Quandt家族的繼承人，也是德國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年輕時進BMW工作，她刻意不用Quandt這個一說出來大家就知道她是誰的姓，而化名為「Kant」。理由其實很簡單：如果大家知道她是BMW大股東的女兒，誰還敢真正把她當普通員工？

這就是特權最麻煩的地方，真正厲害的特權根本不必使用，不用打電話、不必關說，甚至一句話都不用說，別人只要知道你爸爸是誰，待遇可能就已經不同。

陳其邁的女兒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念國中時，學校資料中的父親欄選擇留白；進入高雄女中後也非常低調，直到畢業典禮陳其邁出現，校長才知道市長的女兒已經在自己的學校念了三年。後來她又到鄭運鵬的競選團隊工作，沒有到處告訴別人自己是高雄市長的女兒，跟其他年輕工作人員一樣早出晚歸、風吹日曬、搬東西。據當時幕僚後來回憶，如果跑去爸爸自己的團隊，大家都知道她是誰，「誰敢真正叫她做事情？」

誰敢叫市長的女兒搬東西？

這句話幾乎就是對特權最簡單的解釋。

表面上看，陳其邁的女兒失去了市長女兒原本可以享受的舒服和方便，實際上得到的東西可能更多：被真正要求、被真正批評、真正做一個普通人，累積自己的生活經驗。父母替孩子拿掉一些特權，有時候不是讓孩子吃虧，而是在把真實的人生還給他。

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從小到大都很少需要離開身分所提供的保護，就很容易把制度上的「合法」，慢慢理解成倫理上的「理所當然」。這也許才是政治家庭最需要警覺的事情。

蔣萬安這幾年很喜歡談高雄，台北市議員問台北的事情，他有時回答高雄；討論台北市政，也常拿高雄出來比較。既然這麼喜歡談高雄，最近兒子的事情引起爭議，我倒覺得真的可以看看高雄。蔣萬安的兒子錄取台北市教育局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引起資格、補助與利益迴避的討論。北市府強調一切符合規定，蔣萬安也表示自己沒有介入，後來決定不領補助，但市政府榮譽名器仍然不肯放棄。

我不認為這件事情應該攻擊孩子，政治人物的孩子沒有原罪，當然可以念好學校、出國、參加交換計畫。但「符合規定」只是最低標準，「是否主動利益迴避」是另外一個層次。尤其當這個有限的公共機會來自爸爸所領導的政府，真正應該被檢驗的不是孩子，而是掌握權力的大人如何理解自己的位置。

歐洲有一個古老的觀念：noblesse oblige，享有較高的地位，也必須承擔較大的責任。歐洲貴族制度當然充滿不公平，沒有必要浪漫化，但至少留下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既然享有更多土地、財富、教育與政治權力，是不是也應該承擔更多公共責任？過去許多歐洲貴族子弟進入軍隊，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少英國上層家庭的年輕人死在前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後來的伊麗莎白二世也加入輔助勤務，接受駕駛與車輛維修訓練；近代哈利王子更曾兩度前往阿富汗服役。

這也讓我想到台灣的兵役制度，民主社會沒有法律上的貴族，卻存在事實上的優勢階級。政治家庭、企業家族、有錢有權的人，他們的下一代從出生開始，就可能擁有比較好的教育、人脈、資訊、海外居留甚至國籍選擇。這些都不是罪，父母替孩子創造好的條件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一個社會慢慢變成「優勢可以繼承，義務卻可以迴避」，問題就出現了。

普通家庭的孩子收到兵單，必須中斷學業、工作去履行國防義務；資源愈多的家庭，卻往往愈有能力安排其他選項。每件事情拆開來看也許都合法，但公共倫理真正要問的不只有「有沒有違法」，而是：你要求別人的孩子承擔的責任，願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也承擔？

我感興趣的其實不是哪一個政治人物的孩子，而是我們怎麼理解特權。Susanne Klatten把Quandt變成Kant，陳其邁的女兒努力讓別人不知道爸爸是誰，她們拿掉的都不只是一個名字，而是名字後面的力量。真正好的家教，不是告訴孩子：「爸爸有能力，所以可以幫你得到什麼。」而是讓孩子知道：「正因為爸爸有權力，所以有些東西，你反而要離得比別人更遠。」

蒙田有一句我很喜歡的話：「即使坐在世界最高的寶座上，我們仍然只是坐在自己的屁股上。」

這句話粗俗，卻非常準確。

權力、財富、頭銜和姓氏可以把一個人墊得很高，卻不會因此讓他成為更高等的人。父母真正能夠留給孩子的，也許不是替他把道路上的石頭全部搬走，而是偶爾把自己的名字拿走，讓他自己搬幾塊石頭。

因為有一天，爸爸不在了，名字拿掉了，權力也消失了，他還是得靠自己的雙腳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