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AI律所打赢官司背后：当小额诉讼遇上生成式AI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沁桦

发于2026.8.10总第124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准备好追回你的钱了吗？”这是律所的唯一标语。

聊了不到一个小时，律所Garfield AI的创始人菲利普·杨(Phillip Young)略带歉意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要去开会了。最近的日程太紧张了，律所网站的访问量激增了1000%。

最近，Garfield AI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用户的注册申请。这一切源于2026年5月14日，伦敦旺兹沃思县法院一场标的只有几千英镑的小额诉讼开庭，Garfield AI的当事人胜诉。

英国每年有数千起这样的小额债权纠纷案件，往常少有人关注。但这个案件受到了《金融时报》《卫报》等媒体的报道：从起诉状、证人陈述到证据整理，全部由AI律所完成，这是“全球首个AI律所参与并获胜的庭审案件”。

Garfield AI是英国律师监管局(SRA)正式授权、全球首家以AI为核心提供受监管法律服务的律所。不过，这并不是一个“AI打赢官司”或“AI将取代律师”的故事。

150页对5页

开庭那天，塔米(Tamires Camal Taquidir)把她和Garfield AI一起整理的证据摆上了法庭：150页厚厚一沓，包括WhatsApp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发票以及各类表格文件，从她和对方的第一次聊天，一路铺陈到最后一次不欢而散的邮件。此前AI指导她，法官只会在开庭那天看证据，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从头到尾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解释清楚。而对面的被告，由人类律师带着人工整理的数据，只提交了5页证据。

“他到底想做什么？”塔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更紧张了，准备得越充分，越怀疑对方深不可测，“我在想，这家伙会不会藏着什么杀手锏”。

塔米为酒店餐饮业提供咨询，过去一年里，她挂靠在一位相熟朋友的机构名下工作。出于信任，双方只有口头协议。合作结束时，对方却不肯支付最后两个月的工资，共计5000英镑。“最难受的不是钱，而是那种被人占了便宜的感觉。他大概觉得，我不会去较真。”她回忆。

她找了律师好友求助。朋友的回答很坦诚，走传统律师流程，可不便宜。

在塔米的案子中，她需要付给法院455英镑的立案费和345英镑的听证费。而传统路径下，律师费用为1500至3000英镑。也就是说，案子走上庭审的费用很可能就占了塔米想追回金额的一半甚至更多。

律师好友随后推荐了Garfield AI，后者宣称“最高能追讨一万英镑欠款”，但不需要昂贵的律师费。2025年7月，塔米第一次登录Garfield AI。系统像做问卷一样一步步问她：追讨的发票有哪些？和对方达成了什么协议？哪些是口头约定，哪些有邮件为证？

这个阶段，她无须给Garfield AI支付任何费用，“我不需要在不知道能不能拿回钱之前，就先投入一大笔钱”。更重要的是，AI从不厌倦。“当我不得不把同一件事问两遍，或者问‘抱歉，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从未感到难堪。”

接下来的流程按部就班。2025年11月，塔米向法庭提交诉状。法院通知开庭日期定在2026年5月。到这时，塔米前后累计向Garfield AI支付了400英镑，单个文书最便宜的只需要7英镑，最贵的也没有超过100英镑。

英国法庭规定，只有人类律师才可以出庭辩护。由于英语并非自己的母语，为了避免露怯，塔米聘请了律师李楠轩(Dominic Li)代为出席。李楠轩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收到的是一份150到200页的PDF卷宗，由Garfield AI通过邮件发来。AI制作的卷宗出乎预期地专业，文件本身没有什么错误，尤其是最重要的证人证言，制作得非常翔实。传统意义上，这是一项相当烦琐和复杂的工作，必须与证人坐下来沟通多次，再根据采访笔录或证词撰写证人证言。

唯一的插曲是利息的计算出现了一些失误。如果这笔欠款官司胜诉，而这笔钱的逾期时间是18个月前，原告有权获得从拖欠节点计算的利息。AI起初并没有算准利息，李楠轩回复邮件让对方修改，“有点像让ChatGPT纠正自己的错误”。

后续的庭审流程由李楠轩接管。在交叉盘问和结案陈词环节，需要现场消化证人刚说出口的证词并进行即兴总结，AI无法预测庭审会发生什么，尚难胜任。

交叉盘问进行到关键节点时，法官问道：“所以你认为原告会免费做这件事，而且这就是你们达成的协议？”被告回答是的。“如果在纸面上看这句话，你会认为这只是对案情的确认，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但当你真正身处现场，亲耳听到法官提出这句话时，感受法官的语调、停顿、措辞的微妙变化，你能分明听到其中的潜台词：这真的是事实吗？”李楠轩解释。

某种程度上，律师的工作就是捕捉这种弦外之音。李楠轩认为，AI可以完成可预测、可重复的工作，但它无法听出法官语气里的疑虑，然后随机应变用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述论点。“即使我们拥有一个可以帮我们进行庭审的即时AI系统，但AI无法感知，它无法看到对方证人脸上的紧张，无法根据法官的身体语言判断自己的策略是否奏效。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纯粹的现场说服艺术，是AI系统目前无法做到的。”

“由可靠的人类控制”

Garfield AI的故事，与通常的创业神话不同，在创始人菲利普和技术合伙人丹尼尔·朗(Daniel Long)口中，十分朴素。

《中国新闻周刊》视频采访菲利普时，对方一头白发，穿着粉红色T恤，戴着科技极客常见的黑框眼镜。尽管菲利普回答问题的方式，带着25年律师执业生涯留下的痕迹——几乎不停顿，每一句都像是先打好了腹稿，先给一个总括性的判断，再逐条展开。但聊到代码和创业时，他的蓝色眼珠亮得多。

法律人的习惯也渗进了菲利普写的代码里。他会像写法律文书一样，给代码段落编号。丹尼尔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案例法风格”而非脚本风格写成的代码行删掉，重新写过。

大学毕业后，菲利普在全球顶级律所之一贝克·麦坚时(Baker McKenzie)待了八年，随后在自己参与创立的伦敦精品诉讼仲裁所CYK做了13年合伙人。2021年，菲利普入选Legal 500名人堂。

新冠疫情过后，他发现自己花在屏幕前盯着别人看的时间实在太多了，“远程办公固然美好，但比起面对面交流，它缺乏互动性”。他停了下来，用了三个月时间，和家人一起横穿美国。就是在那趟公路旅行途中，ChatGPT-3.5发布了。

几个月后，OpenAI发布了ChatGPT-4模型，将文字输入限制提升至2.5万字，该模型还通过了律师资格模拟考试，分数超过90%的人类考生，并有研究表明其通过了图灵测试。菲利普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能力飞跃，“我感觉自己像19世纪的磨坊主人，站在河边享受自己的小生意，然后看到斯蒂芬孙的‘火箭号’蒸汽机车在轨道上飞过，我想，那就是未来”。

但真正推动他行动的，是一个更日常的问题。菲利普对每一个前来采访的媒体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他的妹夫安迪是个水管工，经常面临被拖欠报酬的困境。被拖欠的金额往往只有几千英镑，如果按照传统的法律途径，仅雇佣律师一项就可能占据索赔金额的一大半，更不用提令人生畏的冗长表格和动辄一年起步的诉讼时长。“英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在设计上是为了简化、高效、快捷，实际上事与愿违。”菲利普感叹。

一方面，像安迪这样的个人或小企业主无法负担高昂的律师费。另一方面，对律师而言，这些案子也不值得投入时间——标的额太小，利润太低。结果就是大量纠纷根本进不了法院，成了坏账。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1%的人认为司法公正性“可及”，38%面临法律问题的人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这正是菲利普想解决的问题，用最低2英镑解决小额诉讼的困境。

菲利普面试了丹尼尔·朗，彼时后者刚刚硕士毕业，准备去澳大利亚攻读量子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主修神经形态光子学。菲利普演示了自己的创意，摊开了一张画满小额诉讼流程的巨幅示意图。丹尼尔·朗决定加入，两个人前后花了两年时间设计模型并进行内测。

模型底层由确定性专家系统和一个基于LLM(大语言模型)的概率系统组成。概率系统负责信息提取，从用户上传的PDF里识别发票日期、合同金额等具体事实。专家系统负责规则、时限、格式、流程合规。“我们开玩笑说，这基本上是‘蒸馏’版菲利普。”丹尼尔回忆。

作为律所唯一的律师，系统生成的所有文书都会由菲利普亲自审阅，取决于文书复杂程度，浏览时间甚至可以压缩至几秒。随后，这些文书会自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当事人、被告及法院。

两人还记得，在申请一项政府补助时，其中两位评审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一位认为这项技术“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另一位则说“没看到任何独特、革命性或新颖之处”。

确实，这套系统没有太多更“智能”的野心，某种程度上，这是传统律师事务所的翻版，运作的方式依旧是审阅—修正—迭代。不过，对比现有法律系统的框架，在这家律所，人与人之间沟通产生的摩擦要小得多。

英国律师监管局很早前已意识到小额诉讼方面存在问题。不仅仅是人们无法进入法院，而且当事人代表自己出庭，往往因为不专业、提交的案情准备不充分，加大了基层法官的工作负荷。

更棘手的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向ChatGPT这类未经监管的工具寻求帮助，而在诉讼背景下，得到错误或误导性答案以及可能触及藐视法庭的规定，风险极大。

英国律师监管局需要一个受监管的替代品，菲利普带着Garfield AI出现了。不过，相比普通律所只需几周就可以完成监管审批，Garfield AI获得审批，花了整整18个月。

说服英国律师监管局的核心只有一条：AI由可靠的人类控制。最常被提及的是幻觉问题。菲利普说，在设计之初，他们就意识到，在小额债务纠纷中，大多数争议是事实争议，而非法律争议。他们主动将案例法设为限制功能，可以大幅降低AI幻觉和误导用户的风险。

此外，监管部门还审查了该产品的所有投资者，以确保激励机制正当，不会受利益驱使而快速大量接案和扩张。监管部门尤其提到，希望这是一个有助于实现司法可及性的产品。

2025年5月，英国律师监管局批准Garfield AI开展法律服务，它由此成为全球首家获此授权和监管、以AI为核心提供服务的机构。英国律师监管局首席执行官给出的批准理由是，“首次批准基于人工智能的律师事务所，是本国法律服务的一个里程碑时刻。律所负责任地使用AI，既可以改善法律服务，也更便捷、更便宜”，前提是配套充分的风险控制与消费者保护。这也说明，监管者关心的重点已经从“能不能用AI”变成了“如何更安全地用AI”。

自上线以来，通过该平台处理的索赔大约700起，绝大多数都在进入法庭程序前就完成了索赔或协商，只有约1%会遭到对方抗辩，而进入庭审的案件则只有塔米这一起。《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联系英国律师监管局对这起案件置评，未获有效回复。

回归人的本质

菲利普还记得自己在贝克·麦坚时当初级律师的日子，无止尽地跑腿和复印文件，“初级律师必须做大量的文件审查和披露练习，虽然有价值，但确实烦琐，而年轻人真正想做的是更高层次的工作。AI来了以后，律师们被解放出来，去做他们真正应该做的事：学习怎么思考、怎么沟通、怎么赢得信任”。

不过，AI可以让律师的产出效率提升，行业格局未必会变得更平等。哈佛大学赛义德·侯赛尼(Seyed M. Hosseini)和盖伊·利希廷格(Guy Lichtinger)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生成式AI正在不成比例地削减对初级员工的招聘需求，增加高级职位，学者称之为“偏向高资历的技术变革”。

在律师行业被技术浪潮席卷时，首当其冲的是初级律师。原本需要初级律师数周完成的文档审查工作，如今AI可以在数小时内完成。曾经，初级律师通过堆积工时来获得基础收入，然而，现在小时计费制已岌岌可危。几乎所有的律所都在思考：法律人未来的护城河究竟在哪里？

在这个案子里，李楠轩花了两天时间做准备，加上法庭上的三小时，总共收费不到1000英镑，而他日常的收费模式是每小时200英镑。很显然，他默认传统的计时收费模式不适用。

李楠轩在2024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他日常经手的案件标的动辄5000万英镑起，案子一打就是好几年。像这样标的只有几千英镑的小额诉讼，是他刻意留出的独立操盘业务，因为在大案里，开口说话的机会往往轮不到初级律师。

他会因为AI焦虑：“一方面，AI的发展可以解锁先前由于标的金额不够大而导致律师无法触及的细分市场，法律行业甚至可能会迎来增长；另一方面，这可能会导致整个法律行业出现更严重的极化现象——那些已经很受欢迎的人可以从提升的生产力中受益并获得更多工作，而那些本就挣扎求存的人可能会发现日子更加艰难了。”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燕玲也在带领团队研发法律AI产品，她同样观察到，由于法律服务中流程化、可标准化的部分变得越来越廉价，律所“师徒制”的培养机制正在断裂。不过，她觉得这并非律师行业的萎缩，而是所有行业都将面临的颠覆性浪潮。

“Garfield AI的商业化路径是可以跑通的，通过少量人力实现大量案件交付，可以实现稳定现金流维持运转，非常值得学习。”王燕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过受限于监管框架，直接在中国复制一家“AI律所”并不现实。在国内申请成立律所具有严格的法定条件，例如要求具备一定执业年限的律师等，科技公司目前无法轻易突破这些硬性规定直接以律所名义提供服务。

菲利普还补充，律所嵌入了英国司法系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通过接入郡法院开放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可以直接与法庭交换数据、发送索赔表格。

不过，王燕玲还是要求学生学会驾驭AI这个工具。她将真实的案件卷宗转化为AI实训课程，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越过枯燥的资料搜集阶段，直接模拟真实的业务场景，从阅读卷宗到分析证据链和生成文书。“如果学生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模式，想着学完理论知识再去律所按老套路慢慢接案子，必然会被淘汰。”

另外，几位受访者都提出，当AI接管了法条和卷宗，真正稀缺且值钱的东西，最终还是“人”的特质。“一是出色的沟通表达能力与情商，也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二是制定复杂诉讼策略的专业判断力；三是能够获取客户长期信任的优良人品。”王燕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AI是有帮助的，但它不是完整的答案。”菲利普说，归根结底，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法律服务需要直面的，依然是人性中的恐惧、冲突与信任。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