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講》AI把你的臉拿去造謠，刑法該管到哪裡？

◎ 陳擷安

AI技術日新月異，讓偽造影像的成本快速下降。行政院因此提出《刑法》妨害名譽章修正草案，針對利用網路或深偽技術侵害他人名譽的情形增訂加重處罰規定。（資料照）

生成式AI讓偽造影像的成本快速下降，一張照片、一小段聲音，就可能被製作成當事人從未說過、從未做過的內容。行政院提出《刑法》妨害名譽章修正草案，針對利用網路或深偽技術侵害他人名譽的情形增訂加重處罰規定。這項修法有其現實背景。傳統誹謗可能是一段文字或一則傳言，深偽內容卻能製造高度逼真的「證據感」，傳播速度也遠高於過去。然而，刑法一旦介入言論領域，問題就不能只停留在「AI造假很可惡」。哪些深偽內容應受刑罰、哪些仍屬諷刺、創作或公共評論，仍須透過明確的犯罪構成要件劃出界線，否則打擊科技侵害的同時，也可能擴張國家處罰言論的範圍。

妨害名譽罪之所以特別困難，在於它處理的是兩種憲法權利的衝突。一方面，人民的名譽與人格受到法律保障；另一方面，言論自由又是民主社會形成公共意見的重要基礎。司法院過去處理誹謗罪時，已經反覆面對這項衝突。如今加入深偽技術，法律爭點更加複雜。假設有人製作政治人物唱歌跳舞的AI影片，畫面雖然完全虛構，觀看者卻明顯知道這是一則戲仿作品，與製作一段高度逼真的收賄影片並刻意讓社會相信是真實影像，法律評價顯然不同。刑法真正應該關注的因素，應包括內容是否足以使一般人誤認為真實、製作者是否具有欺騙意圖，以及內容是否足以貶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單純使用AI或深偽技術，不宜直接成為犯罪成立的充分條件。

川普與幕僚娜塔莉哈普在高爾夫球場激吻的照片為AI偽造的深偽照片，仔細看可發現哈普的手指有6根。（擷取自X）

這也涉及刑法上的「最後手段性」。刑罰是國家最強烈的法律制裁，可以留下犯罪紀錄，甚至剝奪人身自由，因此通常應留給具有相當程度法益侵害的行為。深偽內容造成的損害也有程度差異：朋友之間製作一張明顯玩笑圖片、商業廣告未經同意使用名人肖像，以及刻意製作犯罪、性行為或收賄影片來摧毀他人名譽，不能只因為都使用生成式AI就接受相同的刑法評價。立法若要加重處罰，更應說明加重的基礎究竟來自傳播規模、內容逼真程度、侵害結果，還是行為人利用科技增加欺騙效果。刑度提高以後，構成要件也必須更加精確，這正是罪刑法定原則與法律明確性對刑事立法提出的要求。

另一個更實際的難題是證明。未來刑事案件不能看到一段疑似AI影片，就直接推定製作者具有誹謗故意。檢察官仍須證明被告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包括內容由誰製作、由誰散布、是否指向特定被害人，以及行為人主觀上知道內容虛假仍有意傳播。生成式AI又可能經過多人修改、下載、轉傳，原始檔案甚至位於境外平台，電子證據的來源、完整性與同一性都可能成為法庭爭點。未來實務真正需要強化的，因此還包括數位鑑識、平台資料保存與電子證據調查能力。刑法條文寫得再重，如果無法證明究竟是誰製作、誰散布以及檔案是否遭到修改，最後仍可能停留在紙面威嚇。

生成式AI偽造影片，面對的更實際的難題是「證明」。未來刑事案件不能看到一段疑似AI影片，就直接推定製作者具有誹謗故意；示意圖。（法新社檔案照）

AI深偽確實改變了名譽侵害的規模與方式，刑法因應科技發展進行調整具有討論必要。然而，修法品質不能只用刑度高低衡量。更重要的是，把「深偽技術」轉化成可以由法院操作的法律標準，區分惡意欺騙、公共評論、戲仿創作與一般轉傳，也要保留行為人主觀故意及證據能力的審查。科技愈能製造真假難辨的內容，法律愈需要精確。否則，未來最大的問題可能變成，我們知道刑法要處罰深偽，卻不知道什麼樣的深偽才應該坐牢。刑法可以回應新的科技風險，但它最後仍應回到最傳統的原則：處罰一個人以前，國家必須把犯罪界線說清楚，也必須拿出足以證明犯罪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