嶼明

愛與恨，是人類最基本也最強大的驅動力之一。什麼是愛？可以用一句最簡單的話理解：即使我受傷，也希望你好。什麼是恨？恰好相反：即使我也會受傷，我仍然希望你受傷。愛與恨都具有超越利益計算的力量。也正因如此，觀察一個人的政治行為，有時不能只問「他能得到什麼」，還要問：他是否願意讓自己與共同體一起付出代價，只為讓痛恨的政治對手受到更大的傷害？

2017年民進黨政府推動年金改革期間，時任國民黨中評會主席團主席陳庚金，曾對現職軍公教喊出「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甚至「大家來拖垮這個政府」。反對年金改革，是民主權利；爭取自己的退休權益，也是合理的利益表達。但「我要維護我的權益」與「我要拖垮這個政府」，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心理。前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後者則出現報復性政治的特徵：即使政府運作受到傷害、人民共同承受代價，只要政治敵人因此受傷，也願意接受。

九年後，翁曉玲的政治行為同樣值得觀察。她積極刪凍行政部門預算，國務機要費遭刪凍後，原本涉及照顧弱勢團體的支出也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她今年成立國會交流相關協會，規劃赴歐洲交流，也曾透過國民黨向台灣民主基金會申請補助。依法申請補助本身沒有問題，立法院審查甚至刪減行政預算，同樣是憲政職權。真正應該接受檢驗的是：對自己需要的公共資源與對政治對手掌握的公共資源，是否使用同一套標準？

如果政治逐漸變成「我的資源有必要，你的資源能砍就砍」，甚至公共利益受到波及也在所不惜，那麼我們就應該追問：這究竟還是理性的預算監督，還是政治敵意已經開始影響制度工具的使用？而這些政治心理從何而來？答案的一部分，可能藏在台灣民主化的歷史裡。

威權黨國體制不只是政治制度，也是一套權力、資源、人脈與社會地位的分配系統。民主化之後，政黨必須競爭，權力必須輪替，資源逐步制度化，一切開始回到公開制度與公平競爭。對台灣而言，這是民主進步；對部分原本適應舊制度、甚至享有制度優勢的人而言，感受到的卻可能是「失去」。失去的不只是錢，也可能是地位、尊嚴、影響力與自己相信了一輩子的世界觀。這就是「相對剝奪感」。

但失去並不必然產生恨。真正的轉折在於：你認為是誰讓你失去？當失落被歸咎於特定政黨、族群或民主化本身，不滿可能轉化成憤怒，憤怒累積成敵意，最後形成恨。政治也可能從「我要讓自己過得更好」，逐漸變成「我要讓你付出代價」。這正是民主最需要警惕的地方。

理解恨，不是為了恨回去，而是因為只有知道恨從哪裡來，才可能降低它。民主不能消滅人性中的愛與恨，但可以透過法治、權力分立、公平競爭與程序正義管理它。民主真正的成熟，不是所有人彼此相愛，而是即使彼此痛恨，仍不願為了傷害對方，而摧毀大家共同生活的國家。

國務機要費遭刪凍後，原本涉及照顧弱勢團體的支出也受到影響，中秋為許多庇護工場一年最重要的檔期，來自總統府等公部門的訂單是象徵國家對弱勢團體的友善與支持。台灣已經走進民主三十年。有些人，或許還沒有完全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