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正面临严厉审查与国家控制

我认识的一位小说家最近想做一件在俄罗斯已被禁止的事：发表一个关于两名女子相恋的故事。

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不得不采取一些语言上的迂回手段——用现在时写作（俄语现在时动词不区分性别），并选用萨沙或热尼亚这类男女通用的名字来隐藏角色的性别。然而就在几年前，这些语言上的闪躲腾挪还完全没有必要。从1980年代后期到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执政的前二十年，俄罗斯的文学创作享有几乎完全的自由。

那些熟悉克里姆林宫如何一步步接管新闻、电视、电影等领域的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意外。但想想看，直到2024年之前，互联网上最大的俄语同人小说平台Ficbook上，还有一批唾手可得的同性恋幻想故事，其中描绘了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亲密情节。我本人于202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们会再再次相遇》中有一系列反克里姆林宫和酷儿角色，当时未遭任何删改。

然而，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后，普京便在国内掀起了对言论自由的严厉打压。起初，打压的对象仅限于批评战争的声音。但随着时间推移，打击面不断扩大，开始针对各种文化表达形式。如今，自苏联时代以来，克里姆林宫首次将文学直接置于其准星之下。

9月1日，俄罗斯将实施新的职业标准，对“作家”的身份作出明确定义。标准规定，凡是“在文学作品中实现艺术构思”的人，以及“对文学作品进行修改（加工、剧本化处理）”的人——包括校对员——均可称为作家。但这类人士若要申请某些资助、获得国家资助的文学奖项或领取政府养老金，就必须具备国家认可的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知识，并持有大学学位。

这并非单纯的官僚作秀，其影响将十分深远。毕竟，俄罗斯许多文学巨匠——如约瑟夫·布罗茨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伊凡·蒲宁——都没有大学文凭。立法者对于制定这些标准的用意也并不掩饰。他们写道，文学是“具有国家重要意义的事业”，是国家认同的核心，因此克里姆林宫必须掌控它。

在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不久，俄罗斯议会便取缔了一切形式的“LGBT宣传”，并设立了一个“专家中心”来审查书籍是否合规。该中心开列了一份禁书清单，其中既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经典作家，也涵盖了苏珊·桑塔格和斯蒂芬·金等西方作者。去年，警方依据该法突击搜查了与一本涉LGBTQ主题的青少年爱情小说相关的出版社，随后以“极端主义”罪名起诉了三名参与分发该书及类似书籍的员工。

这三名员工的遭遇被称为“出版社案”，这似乎是苏联解体以来第一起因书籍内容而引发的刑事案件。本月，该案宣告终结：三名员工被软禁一年后认罪，缴纳了数万美元罚款，并被判处最高四年监禁的缓刑。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所涉书籍在出版时并未违反任何法律，普京签署“LGBT宣传”法是在它们问世至少一年之后。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克里姆林宫正通过任意惩罚，营造一种充满不确定性和恐惧的环境，其目的就是在出版界乃至更广的范围内，推动自我审查，铲除异见之声。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做调查报道。为了与仍留在俄罗斯的作家联系，我发送了阅后即焚的语音消息（一小时后自动消失）。有一位作家只肯通过中间人与我交谈，还有十多人则干脆不予回应。没有人明确拒绝采访——因为拒绝本身需要说出口——而沉默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