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毛泽东去世五十周年与那些命运被改写的人

周三（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五十周年。就个体生命而言，在很多宗教和文化观念里，任何人的死亡都值得悲悯，而不应该为之庆贺。但是，从政治和历史来看，有一些权势人物的存在，就意味着大量其他生命的消亡。1945年5月初，全世界很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最大号字体发布消息：希特勒死了！其渴望结束战争苦难的意味不言而喻。

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各自治下导致的死亡人数，一直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虽然统计口径和杀戮性质存在争议，但是就其政策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而言，毛泽东遥遥领先。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各项政治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大约4000万—5000万。

其中，仅大饥荒导致的大饥荒，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的研究结论是饿死3600万人；香港大学历史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依据各地档案的估算是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由于中共仍然执掌政权，这些非正常死亡者至今得不到正常的统计和悼念，历史教训也得不到深入的总结。但是，又由于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团伙通过党内政治斗争，篡夺了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权位，为了正当化自己的权力，对毛泽东领导的政治运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否定。

我们先来看中共官方的结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明确毛泽东对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决议紧接着说：就他的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份三万多字的决议里，没有出现一个非正常死亡者数字。饿死的农民、被批斗致死的教师、自杀的作家、武斗中丧生的青年，在官方结论中被统称为"严重灾难"，然后被"功绩第一"四个字盖章封存。

这并不是疏忽。1980年8月，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毫不隐讳地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对毛泽东错误的批判不能过头，因为"丑化毛泽东同志，就是丑化我们的党，丑化我们的国家"。换句话说，这份决议跟历史正义没有半点关系，而只是用来满足篡权者的“正当性”需求。

即便如此，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因为毛泽东的去世，中国社会大规模互相屠戮式的政治运动暂告一段落，一些注定要被批斗、监禁、杀害和饿毙的人得以生存。

评价一个专制者的死亡意味着什么，最直观的办法，是列一份"幸存者清单"——假如毛泽东没有死于1976年，而是继续掌握最高权力，哪些人的命运会被改写？

由于官僚和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他们是受迫害最深的群体。事实上，中共建政以来，直到今天，受剥削和屠戮最多的人群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户籍制度把他们钉死在土地上；统购统销和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数十年如一日地抽取他们的血汗，去供养城市和重工业。

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分田到户的契约上按下手印，其中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不成，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毛泽东死后两年，中国农民想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仍然要以"坐牢杀头"为预期代价。而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农民这样做，"坐牢杀头"是必然代价。

假如毛泽东没有在1976年去世，家庭联产承包的出现难以想象。家庭收入、粮食产量、人口流动、城镇化、廉价劳动力和世界工厂——整个世界都将出现另外一种图景。

作为毛泽东去世后最大幸存者群体，中国农民也是全球强化时代最大的贡献者群体，同时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的全世界最大受害者群体。

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学生群体。 这是最容易观察的历史分叉点。文革期间，全国统一高考几乎中断十年，大学按"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招收工农兵学员。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约570万人涌进考场，最终27万余人进入高校。

假如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继续占据主导，以学业成绩为主要标准的统一考试很可能大幅推迟——这意味着77级、78级、79级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将会大不一样。这不是"少了几十万大学生"这么简单：这一代人构成了此后二十年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教授、法官和记者的主体。换句话说，整个1980—2000年代中国专业阶层的形成方式，都系于一个独裁者的死期。

那么我们接着看看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 文革的治理逻辑是政治身份压倒专业身份："教授"首先不是教授，而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工程师"首先不是工程师，而是需要改造的对象。1978年前后，科研机构、职称制度和留学政策才得以逐步恢复。

假如政治运动式的治理延续，大批知识分子将继续挨斗，专业化进程整体放慢——而所谓改革开放，恰恰需要大量懂数学、懂工程、懂经济、懂法律和懂外语的人。

假如毛泽东继续活着，个体户、私营企业和后来的民营企业家、"海归"科学家，可能还在专制历史的绞肉机里挣扎。

京剧、昆曲、曲艺和古典文学研究的代际传承，可能进一步断裂。今天人们视为当然的许多职业和生活方式，都始于一场葬礼。

包括邓小平权力集团成员在内的中共“老干部”，“文革”之后成为曝光率最高的幸存者群体。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平反”，重新登上权力宝座，推动了有别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因此，他们的受苦受难得以讲述、出版和纪念。

这些讲述中被刻意忽略并放弃追究的方面，是这些人中相当数量者也曾经是施害者。这也妨责了整个国家寻求历史正义，而是持续不同形态的权力斗争。"稳定压倒一切"这种去正义化的治理口号，就是犬儒的幸存者心理的产物，也因此限制了改革开放的高度。

有人可能会说：假如毛泽东没有死在五十年前，甚至活到150岁，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比如中美联手对抗苏联——他也可能亲手结束文革，推行改革开放。

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只能基于他生前已经做过的事情来推测，而不能替他假设一场幡然醒悟——正如我们不能假设希特勒没有自杀，而是转而倡导世界和平。基于毛泽东生前反复发动政治运动的历史记录，假如他多活二十年，有可能改革开放，更有可能生灵涂炭。

更重要的是，专制者之所以欠下累累血债，不仅仅因为他们碰巧性格残忍，而且因为他们建构和依赖一套让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专制制度。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出身、教育和人格特征各不相同，但他们治下的国家都导致了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同样地，邓小平和毛泽东个性并不一样——他甚至主持了对毛泽东错误的官方否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1989年调动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抗议学生和民众。分叉点站出来的邓小平，最终证明了岔路仍在同一片专制的原野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专制者的死亡，意味着千百万人以及整个国家的生存；而只要制度不变，另一个专制者的诞生，也可能意味着千百万人和整个国家的死亡。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