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媒体：中国经济模式的代价与中德舆论博弈

（德国之声中文网）杜塞尔多夫出版的德国《商报》以“中国的经济成就其实有着高昂代价”为题，刊发了常年关注中国经济议题的两位德国学者刊发的客席评论。作者曾林(Max Zenglein 和 Schindowski 认为，中国在关键产业方面的成就固然让人赞叹，但是德国并不能全盘抄作业，只能有选择性地抄。

“中国制造主导了多个工业领域，这让德国在汽车制造、机械工程和化学工业等传统核心优势领域面临巨大压力。这种局面正日益动摇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自我认知。例如，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博穆（Oliver Blume）近期盛赞中国的‘五年规划’结构设计‘极其优化’。然而，在将这种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奉为圭臬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因为这些成功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代价与风险。”

作者指出，中国的产业政策几十年来一直是加速人工智能、绿色新能源等关键技术的商业化进程，从而促进跨行业的技术协同效应：大量传统产业得以利用这些商业化的新技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不仅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防止了传统产业外迁，还为向未来产业转型铺平了道路。

“然而，这种成功也伴随着明显的负面效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本。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在地方层面实施，这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各地竞相推动本土企业成为行业领军者。”

文章认为，这种地方层面的恶性竞争造成了亏损企业往往能获得高额补贴，不会破产、不会退出市场，反而加剧北京中央政府所抨击的“内卷式竞争”，并进一步将内卷压力传导到出口市场，从而恶化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

作者随后笔锋一转，指出德国依然可以借鉴中国产业政策中的某些做法，并吸取中国的教训。

“例如，现在欧盟一直在考虑强制外国投资者转让技术。其实，中国当年用这一政策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中国汽车厂商尽管和外国品牌合作了几十年，却始终没能造出世界一流水平的内燃机。相比之下，强制本土化政策则有效得多。比如，特斯拉2018年进入中国时，就被要求必须在中国本土建立起供应链。这一举措促成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中国车企后来也从中获益匪浅。”

“因此，只要措施得当，中国企业在德国投资建厂完全可以助推德国工业的现代化。当然，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意愿也并非无限的。就在不久前，北京出台了措施，限制对外转让具有战略价值的关键技术与产能。”

“长远而言，德国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加倍努力改善营商环境、调动投资、培育创新并实现工业基础的现代化。”

专门聚焦中国议题的德国网络媒体 China.Table 刊发了题为“中国为何要唱衰德国经济”的分析文章。作者指出，长期以来对德国经济模式赞叹不已的中国官媒，近期却纷纷唱衰德国经济，这很可能是为了说明北京自己的经济发展路线是正确的。

“‘东升西降’长期以来一直是习近平信奉的理念。中国媒体对德国经济的分析也服务于这一论断。这一点在官媒《求是》杂志文章里提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表述指的是当前的地缘政治动荡，而在中国看来，这正是其自身崛起并登上‘后西方’世界秩序顶峰的契机。”

“欧盟目前正准备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一场贸易冲突似乎一触即发。迄今为止，中国并未退缩：上周，中国商务部表示坚决反对欧盟提出的减少对欧电动汽车出口的要求。早在7月，与中国央视有关联的微信公众号‘玉渊谭天’就曾宣称，如有必要，中国已准备好全面冻结与欧盟的关系。然而，中国的实际筹码并不像其声称的那样强大。”

“其实，中国经济如今也面临停滞，中国的人口正在老化。某些分析文章中的‘德国’完全可以替换成‘中国’，其论断也依然有效。中国的经济正遭受巨大挑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弗罗曼(Michael B. Froman)近期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的产能之大，已经超出了全球市场的总消化能力；但同时，中国政府却依然在建立可持续经济体系方面犹豫不决。弗罗曼认为，长远来看，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将会因为缺乏买家而崩塌。”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浩丰(Ho-fung Hung)曾指出，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就像钟摆一样在钦佩和反感之间振荡。目前，局面似乎更多地向‘钦佩’移动，这种转变与北京的‘西方衰落’叙事不谋而合。即便在西方媒体中，这种叙事也常出现。直言不讳地指出德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欧洲人也要批判地看待这个问题：所谓‘西方衰落’之叙事，究竟是如何正中习近平之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