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同志酒吧臨檢到歷史的反思：公權力與政治責任的追問

一九九七年，我十八歲，第一次名正言順地走進 Funky（同志酒吧）。我以為那一天，自己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進入一個合法營業的地方。沒想到當天就遇上臨檢。

台北知名的老字號同志酒吧「Funky」，已於2017年結束營業。（資料照）

警察進來之後，一陣羞辱與恐懼迅速蔓延。所有人被要求蹲下，雙手放在頭上，接著一個一個檢查包包、搜身。

一九九九年，我陪一位從高雄北上、想見識台北夜生活的朋友，到一間非同志專屬的舞廳。我已經忘了那間舞廳叫什麼名字。

那天同樣遇到臨檢。

女生被調戲；幾乎全部的男生莫名其妙被上手銬；比較女性化的男性，則被要求脫下褲子，以「證明」自己是不是男生。

我的朋友真的被警察命令脫褲。但他的身分認同是女性。那天，他穿的是一條女性內褲。幾個警察當場嘲弄他，拿起他的身分證，大聲念出上面的所有資料。

那天早上，他回飯店⋯⋯上吊，離開了。

二十七年過去了。

這幾天，看見台北夜店遭到搜索，我以為自己早就忘記的那些事情，突然全部回來了。我很難過。因為現在已經是2026年。

萬華分局警方10月3日突襲臨檢一間男同志酒吧「Commander D.」，但執法過程粗暴，甚至傳出對同志發出侮辱言詞。（記者劉慶侯翻攝）

我們究竟走了多遠？

當年，警察可以要求我們蹲下、搜身、羞辱我們；今天，在一個號稱多元、進步、尊重人權的城市裡，我們竟然還能聽見警察對身心障礙者說出「殘障也可以做愛喔」這樣的話，甚至出現「誰允許你們說話的」之類的執法語言。

這已經不只是某一個警察「失言」的問題。當一個人面對警察時，他面對的不是某個警員個人的脾氣，而是整個警察機關所授予他的權力：搜索、盤查、拘束、帶回，以及讓一個普通人瞬間失去反抗能力的北市政府暴力。

截至目前，台北市警局已認定有員警言行不當，並對相關人員及督導階層進行懲處；蔣萬安也公開表示遺憾並道歉，要求警察局檢討。但這件事不能只停在「道歉」與幾個人被記申誡」。因為政治責任，從來不等於個人懲戒。

警員犯錯，可以記過、申誡；但如果問題涉及的是一個城市的警察文化、執法程序、督導機制，以及對少數群體的基本尊重，那麼市政府首長就不能只把它當成幾個基層員警的個人失當。

北市警局長林炎田（中）10月5日親上火線召開記者會說明，強調有4名同仁確實出現不當言論，已立即懲處。（記者王冠仁攝）

諷刺的是，萬安自認是蔣家後代。但他知道，在中正紀念堂那座巨大的雕像底下，所謂你的「祖父」，究竟留下了多少人的死亡與苦難嗎？

如果要談蔣介石，就不能只談他後來在台灣的威權統治，也不能只挑對自己有利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是世界上死傷最慘重的戰場之一。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戰爭，中國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有不同估計；較保守的現代研究估計至少約有一千四百萬人死亡，也有研究估計總死亡在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之間。

當然，這些死亡不能全部算在蔣介石頭上。日本是侵略者，日本軍隊對中國平民所犯下的大規模屠殺、轟炸與戰爭暴行，是這場災難的核心原因。但這不代表蔣介石政權在戰爭中的決策，就可以從歷史帳簿裡消失。

1938年，為了阻止日軍西進，國民革命軍炸開河南花園口黃河堤防。洪水沖進河南、安徽、江蘇，造成大規模災難。研究估計，這場由人為決堤引發、持續多年的洪災造成超過八十萬人死亡，將近四百萬人流離失所。

這不是日本軍隊殺的。這是戰爭中的國民政府，為了軍事戰略所做出的決策。你當然可以說，當時是在抵抗日本侵略，是極端戰爭環境下的軍事決策。

但如果你要把蔣介石塑造成一座純粹的「民族救星」雕像，就不能只記得他的抗日，而把那些被國家以「戰略需要」犧牲的人忘掉。

更不要忘記，戰後蔣介石政權在台灣又延續了數十年的威權統治。二二八事件造成大量人民死亡；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約十四萬人遭到政治迫害，約三千至四千人遭到處決。

如果要把蔣介石塑造成一座純粹的「民族救星」雕像，就不能只記得他的抗日，而把那些被國家以「戰略需要」犧牲的人忘掉。（資料照）

而萬安先生究竟是在繼承他的姓氏，還是在繼承一套只允許記住功績、卻不准人民追問代價的歷史？

回到這幾天發生的事，「你準備怎麼證明，這不是一次道歉就結束的事件？」──警察局長要不要負責，督導體系要不要被檢討，搜索、臨檢與帶回的程序是否需要重新檢視，警察教育是否真的包含身心障礙者、性少數與性別認同，而不是把「尊重多元」當成教育訓練表上的一個勾選項目？

市政府又準備如何讓那些曾經被公權力羞辱的人，重新相信警察？

這些才是政治責任。

我甚至認為，「市長要不要下台」不應該是一句情緒性的口號，而應該成為一個可以被檢驗的政治問題：

如果市政府能夠完整調查、公開責任鏈、改革制度、建立獨立而可信的申訴與監督機制，並且讓市民看見這件事不會再發生，那麼政治責任至少有可能透過改革與究責來承擔。

但如果最後只剩下一句「非常遺憾」、幾紙懲處公文，以及把所有問題推給幾個基層員警，那麼問題就不再只是警察個人的責任，而會回到市政府首長的政治責任。

因為公權力不是警察自己的。警察手上的權力，是市政府與國家交給他的。

警察手上的權力，是市政府與國家交給他的，所以有責任的，不只是警察個人，市政府首長亦須負起政治責任。（資料照）

城市真正的文明，也從來不是看它有沒有彩虹旗、有沒有同志遊行、有沒有寫著「多元包容」的政策宣言。而是看一個穿著制服的人，把一個普通人逼到牆角的時候，那個人還剩下多少尊嚴。

二十九年前，我十八歲。

我以為我們會走得更遠。只是，沒有。

2026年的今天，我還得重新質疑我們的首善之都「台北市」。也得要質疑市長的學經歷、身高、姓氏──這一切都有可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