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磨灭的印记 | 一张借谷证：见证红色政权的铮铮诺言

一张泛黄粗糙的毛边纸，静静存放在罗文森家中的抽屉里。纸面印着文字与红色印章，边角微微卷翘，罗文森把这张纸套在透明塑料膜中，小心翼翼保存了多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罗文森指着票证上的文字念出声来，9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也随之铺展开来。

“那时候红军陷入了极度困难的时期，为了筹措粮饷，就采取了借谷政策。”罗文森凝视着手中的借谷证，轻声说道。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同时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根据地不断缩小，物价飞涨，粮食极度紧缺，红军部队的粮食供给陷入空前艰难的境地。同年9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下达通令：红军流动部队行军途中，仓库存粮不足以供给部队时，可以向苏区群众发放临时借谷证借取粮食。一张以红色政权信誉作为担保的借谷证，就此诞生。

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即便家中口粮捉襟见肘，很多群众依旧义无反顾把家中谷子拿出来支援红军，“当年我们这里有个人叫‘叫花头’，其实就是个要饭的，他还捐了60斤大米给红军。老百姓为了拥护红色政权，他们宁愿自己饿着。”罗文森感慨。家家户户送来谷子、生猪、鸡鸭，倾其所有支援红军，军民鱼水情在田野乡村之间处处流淌。

1934 年 9 月，陈潭秋接到紧急任务，要为即将开启长征的大军筹备可供五至七天食用的粮食。数十万斤稻谷需要筹集、碾磨，这项看似难以完成的重任，靠着苏区群众踊跃借谷捐赠，如期完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筑牢了物质根基。同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踏上长征征途。

当年立下的粮食约定，就印在一张张借谷证之上。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内，展出着数张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证。票证正面登记借谷数量，背面写明偿还约定：凭票可分别于 1935年9月、1936年9月，分两年到苏维埃仓库取回干谷。一张借谷证分两年还清，折射出当年红军面临的巨大压力与红色政权郑重的承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国民党军队随即占领中央苏区，展开残酷的军事 “清剿”。凡是参加过苏维埃、红军、赤卫队，或是支援过红军的群众，都被列为清剿对象。在白色恐怖下，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手中的借谷证藏于砖缝、瓦下、墙洞之中，才让这批珍贵凭证得以留存。即便后来借谷证可以兑换物资，许多群众也舍不得兑换，而是悉心珍藏，代代相传。

“我知道借谷证是有价值的，有纪念意义的，所以我就把现在这张收藏下来了，保存到现在。”罗文森讲述起这张他珍藏已久的借谷证的来历：“1985年，我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偶然遇见村民罗敬火抱着一大捆废纸，就在一堆旧纸张当中，我发现了这张借谷证。这张借谷证是罗敬火的婶婶交到他手上的。”上世纪60年代前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罗敬火的侄儿曾经提议，拿着这张借谷证到乡政府去兑换粮食，补贴家中口粮。罗敬火却牢牢记住父辈留下的叮嘱：不能拿这张借谷证去讨要粮食：“当年把谷子借给红军，是发自内心拥护革命，这份支援不求回报，这张借谷证，只该留作一份永久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人没有遗忘战争年代对苏区百姓许下的诺言。中央政府明确政策：凡是持有当年借谷证的群众，可以按照当时市价兑换粮食或者现金。此后数十年间，散落在群众手中的一张张借谷证陆续得到兑付。

罗文森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安乐镇有位亲戚拿着一张50斤面额的借谷证，到粮站按当年市价折算，换回三百斤粮食：“他是一辆空板车过去，装上满满一板车粮食回家。我们政府说话就会兑现，是说话算话的。”

从1934年走到今天，九十余年岁月流转。一张小小的借谷证，借出去的是苏区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稻谷，留下来的是一个红色政权一诺千金的信誉。如今，纪念馆的展柜之中，一张张借谷证静静陈列，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过往。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但这张小小借谷证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它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同心、共克时艰的革命真情，印证着共产党人言出必行的初心担当。历史的回响穿越岁月，时刻提醒后人，这份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应当永远薪火永续，代代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