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的爸爸是死刑犯》：揭开死刑制度下的家庭烙印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立法院8月通过鞭刑公投案，遭到中选会否决、无法付诸公投后，国民党立法党团9月底再度提出“鞭刑入法”修法草案。台湾人对于严刑峻罚和死刑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2024年经宪法法庭释宪后，台湾已限缩至须符合合议庭法官一致决等极严格的实质条件，才能判处死刑。台湾法务部则在2025年1月16日、释宪后的首次依法执行死刑枪决。

当社会大众的目光普遍聚焦于如何透过“鞭刑”与“重启死刑”来伸张正义、严惩罪恶时，导演李家骅的新片《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将镜头转向了喧嚣背后的阴影处，不谈法理的对错，也不试图与主流民意对抗，而是尝试揭开国家机器与社会舆论在执行正义时，所连带刻印在无辜第三者——死刑犯子女——身上的终身烙印。

纪录片以三位死刑犯子女的角度出发，拍下他们在爸爸犯案后受到的影响。在片中出镜受访的死刑犯郑武松，2002年担任拖车司机，因为怀疑前妻与某皮革工厂陈姓工头有染，潜入工厂持刀杀害两人，随后投案，并在2005年判死刑定谳，关押超过21年至今尚未执行。郑武松和前妻的儿子郑宜修（当年15岁）是本片主角，另一个儿子郑芷渊（当年17岁）也出现在纪录片当中，他们同时是加害者家属，也是被害者家属。其他死刑犯子女，因考虑被害者家属感受，用隐去身分的方式在片中呈现。

DW：为什么选择从死刑犯子女的角度出发？

李家骅：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想拍，从死刑犯子女的角度出发，不过2016年决定拍摄死刑议题时，我们曾经做过田野调查，也接触了几位可能的受访者。但当时遇到的对象都是未成年人，为了保护他们，最后只好改变方向，先拍摄死刑犯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儿子是死刑犯》。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上映时，其中一位这次的受访对象来看电影。他看完后告诉我，自己很感动，因为第一次有人愿意站在他们的角度说故事，也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理解、被同理。那时候我原本以为，这样就“功德圆满”了，可以回家了。但听完他的故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也许这部片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

回头看《我的儿子是死刑犯》，我觉得里面仍然有很多遗憾。当时受到各种条件限制，虽然和受访者聊了很多，但彼此的信任可能还不够深。电影最后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律工作者的说明，真正接触当事人的篇幅相对少。所以我开始想，如果这次有一个机会，是不是应该把原本想做、却没有完成的事情做完。

郑武松的案件，一直都很吸引我。后来刚好因缘际会认识他的儿子宜修，也得到一些人的协助，让我觉得好像所有事情都在告诉我，应该要做这部片。但老实说，这次拍摄比上一部痛苦好几倍。我其实一直都想逃走，也很不想再碰死刑这个议题。

DW：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困难吗？

李家骅：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时刻，觉得“现在他们完全信任我了”。到现在我都不敢说他们完全信任我。我的拍摄方式是和受访者变成朋友，所以表面上我们很亲近，但在每一次个别访谈里，我都会意识到，我们中间其实还是有一堵墙。

我问他们：“你爸爸的事情，是不是把你害得很惨？”三个人的回答都差不多，都是说：“没有被影响啊，我过得很好。”他们不是在骗我，而是觉得，就算讲了我也不会懂。这是我们之间永远存在的差距，我们始终是局外人。

但当三个孩子聚在一起时，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一坐下来就说： “我爸真的把我弄死。”另一个人马上就能理解：“我爸也是。”那一刻我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共鸣。

我们第一次安排他们见面时，甚至先花了一个小时，播放3支关于各自父亲案件的小短片。因为他们其实都不太清楚自己父亲的案情，家人不说，父亲也不说，媒体上的报道又很片段。他们看完后第一个反应是：“原来我爸的事情是这样。”后来三个人一起聊天，原本预计只租6个小时的摄像棚，结果他们从午餐聊到晚餐。

我觉得那不只是拍摄，也是某种相互疗愈。有人第一次对他们说：“我懂。”但也正因为和他们太靠近，拍摄变得非常痛苦。纪录片最害怕两件事：一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知道要拍什么；二是发生了事情，而那通常不是好事。

当我听到宜修出事（试图轻生）时，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有东西可以拍了。”接著回家就陷入很强烈的自我厌恶，觉得自己竟然因为朋友受伤，而对有拍摄内容感到开心。最后一次发生类似情况时，我决定自己再也不拍这个题材，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情绪劳动。

DW：会觉得死刑犯子女也受到社会惩罚？

李家骅：我觉得，加害者家属也是受害者。他们其实没有做错什么，但台湾、甚至整个华人文化里，家族观念和“连坐”的想法还是很强。像郑捷做了那么可怕的事情，很多人会希望他的父母出面负责。但如果真的去理解他们家的状况，就会发现他的父母可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本身没有做错事。

死刑犯的父母很容易产生一种想法，觉得是不是自己把孩子教坏了；但死刑犯的孩子可能会想：这关我什么事？片中的两名女生，其实和父亲并不熟。他们从小到大，父亲就是不断进出监狱，某一天却突然被告知：你的爸爸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在学校里，甚至还有人用“没有爸爸”这件事去关心他们。他们可能会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他们的心态某种程度上比死刑犯父母更健康，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可是，怎么可能没有影响？他们可能3个月就要搬一次家，一下住舅舅家，一下住叔叔家，长期寄人篱下。青春期里，没有固定可以依靠的长辈，也不知道身边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关心自己。他们可能把这些事情讲得很轻描淡写，因为那已经成为日常，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受伤。

有些孩子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父亲究竟做了什么。家人不愿意说，奶奶会说：“小孩子不要问。”父亲也可能只说：“事情就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只能自己上网查，但媒体报道通常很片段，无法真正理解案件的全貌。我们后来整理卷宗、访问律师，让他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知道父亲案件的不同说法。那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知道的，只有“爸爸杀了人”或“爸爸做了什么”，却从来没有真正听过父亲对案件的说法。

DW：会不会担心作品被理解成替死刑犯“洗白”？

李家骅：我不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替死刑犯洗白。在讨论死刑这个制度之前，必须先承认死刑犯也是人。如果我们连他是不是一个人都不愿意讨论，那就没有必要谈制度。

我做的事情，是让大家看见：他们也是人。对很多人来说，只要把“畜生”当成人看，就是洗白。如果这样就叫洗白，那我就“洗白”。但我认为，法治和程序正义保护的是所有人，不只是好人。这个“所有人”也包含犯下重罪的人。今天如果我们可以用各种理由剥夺坏人的权利，明天也可能有人用同样的理由剥夺我们的权利。所以保护他们的权利，不只是为了保护他们，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DW：如何面对被害者与被害者家属的痛苦？

李家骅：理解一个人，不等于原谅一个人。看见他的处境，也不代表否定他造成的伤害。人的痛苦本来就不能比较。被害者家属的痛苦，和加害者家属的痛苦，不会是同一种痛苦，也不能拿来互相比较。但这不代表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边。

没有任何支持废死的人，会不在乎被害者家属的状态与权益；同样地，在乎加害者家属的权益，也不代表就和被害者家属的权益冲突。我希望被害者家属和加害者家属都能够好好活下去。我不能因为希望被害者家属好好活著，就期待加害者家属必须一起去死。

DW：希望支持死刑的观众看见什么？

李家骅：我从头到尾都不希望这是一部提供答案的电影。我没有要告诉观众，从今以后你应该支持死刑，或者应该反对死刑。我自己原本是非常支持死刑的人，后来因为开始做功课、真正去理解这个议题，才慢慢动摇，最后改变立场。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自己当初的经验交给观众：让他们发现，原来这件事情可能和自己原本想的不一样，也许还可以再想一想。你最后仍然支持死刑，没有关系。但不能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制度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大公共政策时，常常太依赖直觉。大家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答案。你可以凭直觉决定要不要买股票，因为最后是自己承担损失；但公共政策会影响整个社会，不能只靠直觉做决定。因此，我希望做的不是说服谁改变立场，而是稍微松动大家原本坚定的答案，让大家愿意先听一听、先理解，再决定自己要站在哪里。

支持死刑和反对死刑的人，其实有很多共同目标。我们都希望被害者家属可以好好生活，都希望降低犯罪率，也都希望制度有效、对社会有帮助。我们真正不同的，可能只是相信的路径不同。既然终极目标一样，为什么要彼此当成敌人？

我现在会提醒自己，先听对方想说什么。因为我回头去理解自己当初支持死刑的心情后，才发现，那些人和我并没有想像中那么不同。

这部片和上一部不太一样。上一部比较像是在讨论制度：死刑为什么会发生？死刑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这一次，我更想回到人的状态，让观众看看，一个人被这个制度影响之后，生活究竟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观众看完觉得他们过得很好，那我也没话说。但如果你真的看见芷渊、宜修，以及其他孩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很委屈，只是不太会说出来。

DW：会不会担心被批评不客观？

李家骅：纪录片从来不可能完全客观。如果有人告诉你纪录片是客观的，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不懂纪录片；第二，他在骗你。纪录片一定有选择、有观点、有拍摄者的位置。如果纪录片真的完全客观，那也就没有观看的必要了。

如果现在再问我一次，我还是反对死刑。但这部电影并不是要直接告诉观众“你应该支持死刑”或“你应该反对死刑”。我希望观众先不要太早下判断，先去做功课，理解这个议题可能和自己原本想像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