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打破刻板印象的女性主义先锋

她自己直到35岁左右才迎来女权意识的觉醒——那是1969年，作为一名记者，她参加了一场由女性公开谈论自己非法堕胎经历的“发声会”。

她领导抗议活动，主持提高女性自我意识的讨论会，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投身政治组织工作；她帮助建立为强奸受害者提供援助的危机中心和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提供庇护的收容所；她还创立了许多倡导女性权益并为相关事业筹措资金的团体。

她和一群女性主义者甚至大胆创办了一本与传统女性杂志背道而驰的刊物。1971年创立的《女士》(Ms.)杂志是全美第一本由女性创办、拥有和运营的铜版纸杂志，旨在引导日益高涨的女性赋权意识，消除渗透在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观念。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性骚扰’这个词，”斯泰纳姆常说，“那时候它就被叫作生活。”

她精力过人，年过九旬仍在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她著有十几部重要的非虚构作品；最新一部《意想不到的人生》(An Unexpected Life)定于本月出版。

斯泰纳姆打破了人们对“妇女解放运动支持者”的刻板印象——认为她们缺乏性感、没有幽默感、没有约会对象。她拥有光彩夺目的社交生活，与许多魅力四射的男性有过恋情，其中包括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和房地产及出版业大亨莫特·祖克曼。她称福特基金会具有开创性的主席富兰克林·托马斯是“一生的挚爱”。

但她拒绝婚姻（大部分时间里），并且没有子女，她说自己从未后悔这一选择。

她的生活方式和毫不妥协的信念使她备受争议，自由派对她爱戴有加（尽管并非总是如此），保守派（始终如一）对其妖魔化。

虽然由男性主导的新闻界几乎一致把斯泰纳姆奉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发言人（这既让运动中的其他许多领袖感到不满，也让极力反对等级制度的斯泰纳姆本人颇为恼火），与此同时，媒体又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将其边缘化，把她视为有着一张漂亮面孔的叛逆者。

在中西部长大的斯泰纳姆于1960年在纽约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职业生涯。当她最初在纽约找工作时，《生活》(Life)杂志的一位编辑拒绝了她。“我们需要的是记者,"他告诉她,"不是漂亮姑娘。”

1963年，她凭借为《秀》(Show)杂志撰写的一篇机智诙谐的调查报道《兔女郎的故事》(A Bunny’s Tale)打响了名声。她穿上过小的紧身胸衣，在纽约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卧底当兔女郎服务员。她的文章因揭露那个男性幻想茧房中令人屈辱的工作条件而受到赞誉。但她一度后悔写了这篇文章，因为有人借此将她贬低为轻浮肤浅之人。

到1968年，她已成为《纽约》(New York)杂志的联合创始人。通过撰写每月一期政治专栏《城市政治》(The City Politic)，她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她的专栏最终引领她走上政治倡导之路。她曾与美国农场工人联合会领袖塞萨尔·查韦斯一起参加游行。查韦斯曾备受尊敬，但今年有报道曝出他曾性侵女性。她还曾担任安吉拉·戴维斯法律辩护基金的财务主管。戴维斯是一位激进的黑人女性主义者，当时因谋杀罪被关押候审，后来被判无罪。1969年，斯泰纳姆支持诺曼·梅勒竞选纽约市市长，但他最终落败。

也是在那一项，当她报道格林威治村一群女性讨论她们的非法堕胎经历时，她深受触动，从而投身女权主义。她对这些女性被当作罪犯对待感到愤怒。斯泰纳姆本人1957年曾在英国秘密接受堕胎手术，此后她写下了第一篇公开表达女性主义立场的文章，题为《继黑人权力之后：妇女解放》(After Black Power, Women’s Liberation)。

她的文章发表之时，由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年）所引发的女性运动正声势日盛。

1971年，一个强大的女性主义团体——包括弗里丹、斯泰纳姆、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贝拉·阿布祖格和雪莉·奇泽姆，以及著名共和党活动家吉尔·拉克尔绍斯等人——创立了全国女性政治核心小组，旨在推动平等权利修正案，并推选女性担任公职。

1971年12月，《女士》杂志创刊，作为《纽约》杂志年终刊的插页发行，这要感谢编辑克莱·费尔克的资助和推广。1972年1月，在费尔克的再次支持下，首个独立发行的完整版面世。

这本杂志吸引了许多知名作家，包括艾丽斯·沃克、艾德里安娜·里奇、托妮·莫里森和薇薇安·戈尼克。它关注的议题十分广泛，包括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性别中立的育儿方式、遭受家庭暴力的妻子以及产假等。它还根据政治候选人在女性关心的问题上的立场对他们进行评级。

有一段时间，《Ms.》发展得相当不错。但不断壮大的女性运动逐渐分裂成不同派别，也遭遇了来自社会的反弹。杂志内部同样出现分歧。一些更加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以及一些有色人种女性认为这本杂志立场过于温吞，而且包容性不够。

格洛丽亚·玛丽·斯泰纳姆于1934年3月25日出生在俄亥俄州托莱多，是利奥·斯泰纳姆和露丝·努内维勒的女儿。她的父亲（她深爱着他）是个四处奔波的古董商，是个充满梦想却身无分文的人。

多年来，一家人每年夏天都住在密歇根州南部的乡间。到了秋天，他们便拖着房车一路前往气候更温暖的地方。斯泰纳姆从小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直到六年级才第一次完整地上满一整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她说，自己是通过公路上的路牌学会阅读的，后来一头扎进了书堆里。

她的母亲曾是《托莱多刀锋报》(The Blade of Toledo)最早的一批女记者和编辑之一。她曾精神崩溃，后来对一种镇静剂产生依赖，并在疗养院住了两年，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格洛丽亚出生前。

格洛丽亚大约10岁时，父母离异，姐姐苏珊娜前往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上学。格洛丽亚和母亲搬进了东托莱多一栋废弃的农舍——母亲早年曾在那里住过。格洛丽亚的生活从此被照料母亲所占据。

她照料露丝长达七年，直到高中毕业班那一年。那时，她们卖掉了房子，把钱留下来作为格洛丽亚上大学的学费。格洛丽亚最后一年高中是在华盛顿特区与姐姐一起度过的，而露丝则去了加利福尼亚，由前夫照料。

格洛丽亚追随姐姐的脚步进入史密斯学院，主修政治学。1956年，她以优等成绩毕业，并成为斐陶斐荣誉学会成员。

大四那年，斯泰纳姆计划与男友结婚，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她把订婚戒指留在未婚夫的枕头下，用她的话说“逃跑”了，于1957年初前往印度。

途中，她在伦敦等待签证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设法把孩子打掉了。

当时印度独立还不到十年，斯泰纳姆被圣雄甘地的政治遗产所吸引，因此前往印度。她获得了切斯特·鲍尔斯亚洲奖学金前往那里学习，但她很快便放弃了课程。她身着纱丽，与甘地的追随者一起徒步穿越印度南部，在此过程中习得了"谈话圈"和基层组织动员的经验。

回到美国后，她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待了一年，担任独立研究服务机构的负责人。这是一家非营利教育基金会，负责招募美国学生并提供政府资助，使其得以赴欧洲参加由共产党主导的青年节活动。后来，《壁垒》(Ramparts)杂志报道说，该基金会部分由中央情报局资助，斯泰纳姆因此受到左翼人士批评。她认为整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2016年她告诉《纽约时报》，中央情报局从未告诉她该做什么或说什么，她也从未向该机构汇报工作。

她于1960年搬到纽约，开始担任自由撰稿记者。当时，女性作家不受重视；她想报道政治，却只能接到名人采访和时尚方面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