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似曾相识的暑期档电影：特朗普总统提出要求。当对方不给他想要的东西时，他就升级威胁，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施加足以让对方遭受重创的惩罚。于是，对方屈服了。
但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显然没有遵循这个剧本。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最后通牒，卡尼仍拒绝屈服，即使这意味着加拿大将面临报复性关税。这翻转了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的叙事走向。卡尼没有让步，而是在测试反抗特朗普是否是一种可行策略。
那个定义了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政治风格的“屈服时代”或许正在开始消退。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世界各国领导人以及美国国内的机构显示出越来越不愿意服从特朗普意志的迹象。欧洲领导人拒绝加入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直截了当地否决了他的加沙计划。海湾阿拉伯国家则迫使他放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航运通行费的计划。
大学和律师事务所不再乖乖签字服从，也开始回绝他的指令。债券市场正在反抗他的财政政策。就连美国广播公司——当初以1600万美元与特朗普诉讼达成和解的做法曾被视为向总统屈服的早期案例——也发现，这笔钱并没有换来太平。在政府威胁吊销它的广播执照后，该公司正在提起诉讼。
当然，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应该低估特朗普。尽管他的民调支持率处于或接近历史低点，但他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只需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条帖子，就能随心所欲地重新设定全球舆论的走向，而且毫不畏惧以不同于前任总统的方式运用权力。
他仍有可能凭借个人影响力、关税或其他手段迫使加拿大和以色列服从。最高法院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开绿灯，允许他随心所欲地行使行政权力——无论是控制独立机构、修建他心心念念的宴会厅，还是试图打击邮寄投票。
而且，每当有人预测国会共和党人终于会开始展现出一些独立性时，他们总能证明这些预测者错了。尽管共和党人最近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抵制了特朗普施加的压力，但参议院批准托德·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一事清楚表明，共和党在国会依旧是他说了算。
不过，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令总统感到不安的迹象。虽然今年特朗普成功动员“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基本盘，在党内初选中击败了几名他认为不忠诚的知名共和党议员，以此惩罚他们，但共和党选民已经在10场提名竞选中拒绝了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其中六场都是在8月举行的。民调显示，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正在下滑。
“我认为最近几周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曾任奥巴马政府白宫律师、后来创办“民主捍卫者基金”的诺姆·艾森说。他一直在多起针对特朗普的诉讼中与特朗普政府交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支持民主的力量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在以更广泛的声势站出来反抗他。”
艾森参与的诉讼涉及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出生公民权、美联储，以及一名被控破坏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前奥运选手的起诉案（该案最终撤诉）。艾森说，如果说确实发生了某种转变，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把事情做过了头。“特朗普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他说。
当然，特朗普及其顾问们不接受这种说法，并指出他仍然能够左右事态的发展。最近几天，总统一连发布多条社交媒体帖子，把犯罪率下降归功于自己，并坚称自己正在赢得与伊朗的战争。他质疑显示自己不受欢迎的民调，也否认有关共和党最近在初选中失利的报道。
“实际的民调数据非常好，我们国家的士气从未如此高涨，”他写道。“我们正在战胜所有人，包括伊朗，他们的国家正陷入经济和军事的死亡漩涡中。”
他说，自己的“背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分量”，并坚称，那些尽管得到他支持却最终落败的共和党候选人本来就不可能获胜。他写道：“少数落败的几个是我出于义气才选择支持他们的。对他们来说，获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好人，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支持他们！”
去年特朗普刚刚重返白宫时，不需要为失利找借口。在执政初期的那几个月里，他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即使没有强有力的民意授权（他仅以49.9%的普选票赢得第二任期），他仍然成功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
他指挥私营企业如何做决策，指挥大学如何教学。他让多元化项目变成了烫手山芋，以至于全国各地的雇主纷纷放弃。他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大幅裁撤联邦机构，接管了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并利用政府权力打击政敌。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施压他人服从他的意愿。律所、大学、媒体公司和科技亿万富翁们纷纷竭力表现出恭顺的姿态，要么调整政策以迎合他，要么同意他要求的数百万美元交易。
雅各布·韦斯伯格在他将于下月出版的新书《懦夫群像》(Profiles in Cowardice)中记录了这种屈从的趋势。。他说，如今这种激励机制已经开始逆转：向特朗普屈服现在可能引发代价高昂的反噬。“屈服的代价已经越来越大，”他说。他举例说，耶鲁大学开始与特朗普政府谈判后，批评如潮水般涌来。
不过，他也提醒人们，不要夸大目前已经发生的变化。“确实出现了一些迹象，但过去也出现过这样的迹象，人们也曾过早地下结论，”韦斯伯格说。“我相信它会在某个时候开始逆转，我认为这与特朗普的支持率有关。我一直认为，当他的支持率跌破30%左右时，你会开始看到不同的行为。而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也在海外发生，至少在欧洲是如此，在中东地区程度稍轻。去年特朗普再次成为总统后，北约盟友迫于压力同意增加军费开支。但现在，从西班牙的左翼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到意大利的右翼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更加抗拒他的各种要求。
“对很多欧洲领导人来说，站出来对抗特朗普是好的政治策略，”马修·克罗尼格说，他是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在三位不同党派的美国总统手下担任国家安全官员，其中包括特朗普政府。“在西班牙，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但欧洲其他地方也一样。”
今年早些时候，当特朗普推动接管格陵兰岛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格陵兰属于北约盟国丹麦。特朗普甚至表示可能动用军事力量夺取这个幅员辽阔的岛屿，使北约内部成员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浮现出来。欧洲领导人没有像过去那样试图安抚他，而是强烈发声反对，有些国家甚至向格陵兰派遣了小规模部队进行军事演习，以此表明立场。
“格陵兰是一个转折点，部分原因在于，这实际上是对欧洲自身主权的攻击。欧洲人从那时开始意识到，特朗普的贪婪和要求根本没有尽头，”曾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现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的杰里米·夏皮罗说。
克罗尼格说，他从欧洲领导人那里听到的也是同样的看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一点，”他说。“要求我们增加国防开支是一回事，打一场贸易战也是一回事。但一个北约盟国威胁要对另一个北约盟国动用武力，这就越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