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零工经济与农民工文学的崛起：反映社会现实与焦虑

一位中国外卖骑手奔波于一个又一个外卖订单之间，衡量时间的标准是完成了多少单，而非季节的更替。他在中国各地的城市里辛勤工作，把钱寄回家，但他离家太久，以至于儿子叫他“那个人”而不是“爸爸”。

这些场景出自外卖骑手王计兵的诗歌。在中国有许多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将他们在重复性工厂劳动和不稳定的零工经济中的经历转化为艺术。

近年来，随着许多中国人对经济前景日益悲观，这类文学体裁急剧流行起来。对于广大社会群体来说，工资停滞不前，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用辛勤劳动换取更好生活的承诺已经破灭。一些作家用他们的写作来唤起人们对农民工和零工从业者严酷生活现实的关注，另一些作家则赞颂在这种境况下不屈不挠的人性。他们的风格往往质朴而直率。

许多作家都触及了这些主题，比如写了一本畅销回忆录讲述自己在零工经济中从事过的各种工作的快递员胡安焉，以及她离开孩子到北京做住家保姆的范雨素。他们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被广泛传播，并由此得到了图书出版合同。一些畅销书已被翻译并在海外出版。

上个月，王计兵的新诗集《低处飞行》荣获鲁迅文学奖，这是迄今为止体制给予这一文学门类的最高荣誉。

对中国公众而言，对这些工人的好奇心与对自身前景的焦虑交织在一起。这种担忧在中产阶级成员中可能尤为明显。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文学系中国研究教授朱萍表示，他们“更关注这类叙事，因为它们可能代表了自己未来的生活”。

零工和工厂工人无处不在，但他们所承受的艰辛和屈辱却很少被中国官方媒体描绘，后者更倾向于积极的报道基调。专家表示，随着这类文学作品影响力的增长，中国官员——他们警惕工人诉求可能暴露政策缺陷或引发骚乱的力量——已越来越多地试图对其进行塑造。

农民工文学的兴起

被称为“农民工文学”的门类反映了如今已超过4亿的劳动力大军的发展轨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工为中国的工厂和城市提供了动力，却常常被剥夺城镇居民享有的医疗保险、失业和退休福利。这一文学运动的早期作者写下了关于他们在工厂经历的散文和诗歌，但随着制造业岗位开始消失，新一批脱颖而出的作者更多是从事零工工作。

其中一位明星是写了畅销回忆录的快递员胡安焉。他的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于2023年在中国出版，被豆瓣评为当年最佳图书。这是一部日记体的记述，记录了他20年间在中国各地从事的19份工作，包括物流公司的分拣员、保安、便利店店员和快递员。

胡安焉的作品最初是通过他发表在网上的一篇文章引起公众关注。该文详细记述了他在一家物流公司上夜班分拣包裹的一年，工作艰苦，他努力适应白天睡觉的作息：

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排平房，闻到屋里传出的饭菜香味，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我深深感到这种休闲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儿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觉。可是到了明早，情况又和前一天一样，就这么周而复始。——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35岁的武汉教师丁楠（音）说，胡安焉的书是她读的第一部农民工文学作品，此后她又读了更多这类作品。

她说自己之所以被零工工人的故事吸引，是因为他们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是我们经常打交道的陌生人，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说。

有些作品以更富希望的态度来呈现这些经历。在他的诗集《低处飞行》中，外卖骑手王计兵赞颂了外卖员的尊严和韧性：

是公文也如神符 ——王计兵《低处飞行》

丁楠说，农民工的故事也改变了她对这些工人的成见。“社会对他们有很多刻板印象——我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很悲惨，他们受到压迫，”她说，“但当我读到这些书时，我意识到他们也非常乐观”。

《低处飞行》为王计兵赢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个由政府机构管理的奖项每三年颁发一次。中国官方媒体盛赞王计兵的获奖预示着一种新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景观的到来，在这种景观中，任何人都可以取得成功。

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朱萍表示，一边是中国政府淡化贫困或社会不公的故事，一边是农民工文学将这些现实暴露无遗，两者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她认为王计兵的获奖是政府在通过提升一种更可接受的声音——倾向于希望和乐观，而非批评体制固有之不公的声音——来塑造这一文学门类。

中国政府表示希望培育工人的声音，作为其所谓的“新大众文艺”的一部分。这些故事在网络时代兴起，不受出版业传统机制的约束。

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农民工文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柯雷(Maghiel van Crevel)表示，这意味着作家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但主要是那些讲述顺应主流的故事的人。他说，描绘苦难是可以接受的，但将这种苦难与政府政策联系起来“将会跨越红线，导致无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