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赵卫星：上海为何要抢这张未来产业门票？

中新社上海11月6日电 题：上海为何要抢这张未来产业门票？

——专访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卫星

中新社记者 陈静

当大模型学会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跑客服，“公司”的最小形态正在被重写。过去人们习惯说“组建一支团队才能创业”；如今，一个人加一套AI工具就可能跑通市场分析、产品研发、内容生产、营销交付的全链路。这种形态，法律上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One Person Company，OPC)，在AI时代变成新型创业单元。

AI时代的OPC，究竟只是自由职业的升级版，还是新质生产力的“细胞级”组织？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为什么要把OPC写进产业生态构建和系统制度创新之中？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卫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作出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AI时代，“一人公司”正在全球兴起。这是否意味着生产组织正在经历重构？东方和西方分别贡献了什么？

赵卫星：没有AI就没有“一人公司”(OPC)。就生产力而言，人工智能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一次革命，生产方式一定也会随之发生大的变革。OPC是其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它是人类生产组织的一次重构，是生产的基本单元从“层级化企业组织”转向“个人能力节点+数字生态协同”的范式跃升。

近年，AI工具开始承担更完整的工作任务，一个人借助AI就可以完成过去需要多人配合的部分工作，独立经营的条件大为改善。

对OPC，我主要关注四个问题，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二是产业变革和产业生态的内在联系，三是城市活力和个人动力的发展环境，四是短期现象和未来走向的可能趋势。

在欧美地区国家，OPC提供了“单人能力放大”的工具。其在基础模型、开发工具、独立开发者社区以及全球服务设施方面积累较早，拥有更多的产业应用场景和数字基建。中国则提供了OPC发展“海量节点组网”的生态土壤，从而推动生产组织从“企业中心化”走向“节点分布式”的新形态。

中新社记者：OPC在中西方不同社会环境中，会形成怎样的差异？

赵卫星：双方使用的工具和经营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差异体现在文化、创业动机以及社会期待上。

从文化差异来看，西方OPC是个人主义商业文明的AI延伸，而中国OPC“长出来”的是产业的细胞单元，是强大产业组织能力的轻量化下沉。从创业动机和社会期待来看，西方注重个人自主选择方式：一部分人希望保持小规模经营，一部分人则通过出售产品或业务实现退出，再开展新的项目。荷兰独立开发者彼得·莱维尔斯(Pieter Levels)所代表的独立经营方式是其中一种选择，不能概括所有西方创业者。中国更关注OPC能否帮助更大人群发挥专业优势和知识转化能力，形成创业就业的动力。

对于从大公司离职的专业人员，OPC为职业转换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对于高校毕业生，AI工具应用降低了部分业务开发和试错成本。开发者可以在中小城市甚至在乡村生活，同样服务其他城市乃至海外客户。中国发展OPC应更多放在就业和普惠层面。若更多普通劳动者能通过AI获得新的机会，技术进步的收益就能覆盖更广泛人群。

中新社记者：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正在探索OPC行动计划、创业便利化和社区建设。硅谷、伦敦、新加坡也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创业生态。上海的优势是什么？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赵卫星：借鉴国内外城市的经验做法，上海可重点关注专业服务和国际化业务，要把已有产业资源用起来，形成能持续经营的业务，可整合跨境支付、税务、法律和国际人才交流，减少创业者逐项寻找服务的成本。

苏州的社区建设、杭州的创业便利化探索以及深圳等地的相关行动，拓宽了OPC发展空间。其共同价值是把个人创业所需的空间、工具、服务和交流机会有效整合起来。对上海而言，需思考的是哪些做法能够与本地产业结合、现有服务还没有充分覆盖哪些需求。

产业门类齐全和专业服务基础扎实是上海的优势。金融、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设计和文创等领域既有专业人才，又有较复杂的业务需求。国际化服务是另一项优势。跨国企业和国际人才的集聚为面向海外市场的创业活动提供了基础，金融、法律、会计和咨询机构林立实现跨境收款、税务、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支持。关键在于，这些服务能否以个人和小团队负担得起、用得上的方式提供。

总体上说，上海应该从“给空间”转向“给制度、给生态、给对接”，把深厚的产业底盘转化为真正的OPC生态优势。

中新社记者：上海产业基础较厚，大型企业、高校、金融和算力资源丰富，为什么还要抢OPC这张票？在跨境合规、税务服务、海外孵化等方面，能否形成制度型开放的样本？

赵卫星：我认为，上海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上海抢抓OPC的机遇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如果把大企业比喻成经济发展的“主干根系”，那么中小企业包括OPC就是“须根细脉”，两者需被打通，形成大中小企业共生的“雨林经济”。

上海有条件以OPC打造最小颗粒度的“制度型开放”样本，其价值远超产业本身。上海要补生态，填补产业链细分的缺口，产业体系从“深湖大水”转为“热带雨林”；要放活力，把人才从“组织雇员”变成“独立要素”，释放更多价值；要求突破，创造OPC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样本。

对上海来说，OPC的价值不是“多了多少市场主体”，而是以最小切口撬动人才活力释放、产业生态补全、制度开放突破。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让已有的人才、金融、算力和专业服务适应这种变化，可以从四类问题着手：一是跨境合规。上海可以依托现有开放平台和专业机构，探索更清晰、便捷的服务，助经营者了解规则和办理路径。二是税务服务。税收合并征收可作为简化办税方向。三是海外孵化与服务联系。上海可探索与海外孵化机构建立联系，为创业者提供支持，便利海外人才和项目开展业务。四是灵活就业保障。可结合现有灵活就业政策，研究OPC从业者在社保、医保和养老方面的需求。

中新社记者：有人担心，OPC可能使个人承担更多经营风险，却依赖大平台获取工具和客户。应如何看待？城市可如何应对？

赵卫星：如果OPC单纯依赖流量型接单平台生存、平台掌握定价权且无规制，确实可能出现“个人承担全部经营风险、平台抽取大部分利润”的异化。但AI赋能OPC的核心价值是个体能力的倍数放大，价值来自技术赋能而非平台流量套利，和纯抽成平台有本质区别。

目前，不少城市都在探索适合这类经营方式的制度安排，尚难说已经有成熟答案。OPC的本质是AI时代个体生产力的解放，风险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制度是否跟得上；治理逻辑要从“管理企业”转向“服务个体经营者”，需要在税制、社保、生态对接上加快制度创新。(完)

受访者简介

赵卫星，上海市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