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蔡康永、《VIVANT》到姆巴佩：北京為何區別處理「辱華」事件？

近幾週，中國輿論場接連出現三宗被貼上「辱華」標籤的爭議：台灣藝人蔡康永、日本電視劇《VIVANT》以及法國足球明星姆巴佩。三宗事件看似性質相近，但官方反應、官媒投入程度和輿論熱度並不一致。

蔡康永的言論被部分中國網民解讀為涉及台灣主權立場，但官方迴應有限，並未持續高調追擊；《VIVANT》則引起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及官媒接連回應；姆巴佩事件在網絡批評之外，更蔓延至品牌合作和商業層面。

三宗事件分別涉及台灣、日本和西方國家，卻都被置於「辱華」的框架下討論。多名受訪學者認為，北京的處理方式並非單純取決於對象來自哪個國家或地區，而在於事件是否觸及主權、歷史記憶等核心政治議題，以及當下的雙邊關係與內外政策考量。

他們指出，中國官方一方面持續借助民族主義凝聚國內共識，另一方面也試圖控制動員強度，避免影響外交關係、經濟利益和其他政策目標。三宗風波正好呈現出這種權衡與取捨。

中國官方：對事不對人？

蔡康永事件最初在社交媒體發酵。部分中國網民將其言論解讀為涉及台灣主權立場，要求封殺並要求他表態，但官方和主流官媒並未持續追擊。蔡康永多年來在中國累積的知名度與市場影響力，也使事件最終未升級為大規模政治風波。

相比之下，《VIVANT》引發的爭議更為持久。劇中中國情報人員對日本特務施以酷刑的情節。事件曝光後，中國外交部、國防部等官方機構先後回應，官媒亦連日發表評論，相關話題一度長時間佔據中國網絡熱搜。

香港浸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閭丘露薇對BBC中文說，她和同事曾對外交部發言人的發言內容進行系統研究，結果顯示官方態度首先取決於議題性質。涉及領土、主權、歷史等核心利益的議題，措辭通常最嚴厲；如果牽涉日本，反應預期會更強硬。

她指出，其次是對象和雙邊關係。台灣被北京視為主權問題，官方沒有退讓空間；對日本，歷史記憶和國內輿論令官方難以放軟態度；對歐美，官方則要同時權衡經貿和外交關係，反應因此相對克制。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黃兆年認為，官方介入程度、回應層級和持續時間，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事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關乎國家尊嚴和民族情感，以及事件發生期間是否存在其他重大顧慮。

他指出，對於同時出現的多宗爭議，當局會進行成本效益評估。在蔡康永事件上，北京必須考慮台灣正值選舉這一背景，也會擔心強硬表態影響統派選情。

市場壓力成為常用籌碼

過去幾年，這類風波的輿論壓力往往不止停留在社交媒體，而是迅速擴散至商業領域。從品牌道歉、撤換代言人，到企業修改官網表述，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已成為傳遞政治訊號的一部分。

另一場風波圍繞姆巴佩展開。他被指曾發表涉及毛澤東的負面言論，引發中國網絡輿論批評。

隨著事件升溫，多家與姆巴佩合作的品牌受到中國網民施壓，要求作出表態。有中國品牌迅速解約、中止轉播。官媒多次強調，中國廣告收入是姆巴佩的重要收入來源，形容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並以失去中國市場作為警告。

《VIVANT》則被新華社定性為「惡意抹黑中國、炮製虛假歷史敘事」後，中國輿論場也開始追查哪些企業曾在劇中投放廣告，並要求相關企業道歉。與該劇合作的日本企業三麗鷗（Sanrio）其後公開道歉，令事件進一步擴大至商業層面。

閭丘露薇認為，這種做法並不新鮮。「只要對方在乎中國市場，這種做法往往很快見效，例如品牌道歉、撤換代言人。」她說，這已成為中國對外施壓的常用工具之一，而且未來仍可能持續使用。

不過，這種手段的效果取決於對方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對依賴較低的國家或企業，作用有限；長遠而言，也可能促使對方分散市場，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美國邁阿密大學（University of Miami）政治學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表示，北京利用市場規模影響外部行為已有相當長的歷史，而且在不少案例中確實取得效果。「如果一家企業認為失去中國市場將付出巨大代價，它通常會選擇道歉或讓步。」

但她也指出，近年一些國家和企業開始重新評估風險。當企業發現中國市場同時伴隨政治和監管不確定性時，便可能尋求降低依賴。

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黃韻琪認為，民族主義動員與市場壓力很難完全分開。「中國政府不一定需要直接下達行政命令，只要市場和輿論相信某家公司觸碰了政治紅線，企業往往就會主動作出調整。」

黃兆年則指出，與十年前相比，中國市場對全球企業仍然重要，但相對吸引力已不如過去。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供應鏈重組及中國經濟放緩的背景下，企業的計算方式正在改變。對北京而言，市場規模仍是重要籌碼，但未必像過去那樣具有壓倒性的威懾力。

民族主義成為對內治理工具

受訪學者認為，理解近年頻繁出現的「辱華」風波，不能只從外交或對外關係角度觀察，還要放回中國國內政治的脈絡中。

閭丘露薇指出，以「百年屈辱」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敘事並非近年才出現，而是在1989年後透過愛國主義教育，被系統性地推廣至教科書、媒體和文化產品。她認為，這類動員首先服務於內政，核心作用是鞏固執政合法性、凝聚社會共識；向外界傳遞政治訊號則屬於次要功能。

黃兆年認為，在經濟高速增長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背景下，民族主義對中共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當局需要持續向民眾展示自己是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捍衛者，而外部衝突和「辱華」爭議恰好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黃韻琪也表示，中國官方對相關事件的回應，往往不僅是針對事件本身，更是在向國內受眾展示政府正在捍衛核心利益與國家尊嚴。她認為，民族主義已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政治資源。

不過，受訪學者同時指出，民族主義不能無限制地被動員。黃韻琪警告，一旦民族主義情緒被全面激發，未必總能按照官方預期的方向發展。她形容，民族主義有時像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既能成為動員社會的工具，也可能帶來難以完全控制的後果。

動員效應是否正在遞減

近年愈來愈多「辱華」事件在網絡上引發巨大討論，卻未必能在現實社會留下同樣強烈的影響。在姆巴佩事件中，不少中國網民甚至不清楚爭議源於哪一句言論；《VIVANT》的劇情爭議對許多人而言較為遙遠；蔡康永多年來累積的知名度和觀眾緣，也使部分用戶沒有完全響應抵制呼籲。

閭丘露薇部分認同民族主義動員出現疲勞的說法，但認為「疲勞」未必是最準確的描述。「我覺得更像是網絡和現實成了兩個平行的世界。」她說，演算法能決定人們在手機上看到什麼，也能在短時間內點燃強烈情緒，但這些情緒往往來得快、去得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