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睎乾：歷史會記錄一個人的高尚與另一些人的卑鄙——讀鄒幸彤法庭陳詞

前日（8/28）是支聯會案三名被判「罪成」的被告在法庭求情的日子，但從歷史角度看，這一天的意義全然不在荒誕的「求情」本身，而在於鄒幸彤陳詞所揚厲的忠於信念的高尚精神，以及當中一再申明的道德原則。鄒幸彤被法官打斷而無法唸完的陳情文，在她的Patreon可看到全文，一字一句都擲地有聲：

陳詞原文用粵語，我這裏不妨摘錄幾句話，並轉成一般書面語，以便香港以外的讀者理解：

「206頁判詞，說到底就是追求民主有罪。」

「我不認為任何政黨可以將國家的主權私相授受，自稱是人民的選擇，自稱是唯一的領導，然後還要說每個人都有法律義務去擁護他們這個自封的王位。這樣的所謂法律，只是暴政的同義詞。」

「但法律控制不了任何人的思想。不僅控制不了，當法律執意要與良知作對，輸的只會是法律，失去認受性的也只會是法律。」

「做人要有底線，法律一樣要有。民主與專政之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底線，因為專政之下沒有法治。當法庭完全抽空『結束一黨專政』這個訴求之所以出現的事實原因，以及其中的是非對錯，只盲目強調政權意志和所謂守法義務，其實就等於說生活在納粹德國就有義務屠殺猶太人一樣荒謬。這樣的做法，只會令法律失去彰顯公平的靈魂，淪為任由權力驅使的傀儡。」

「對於過去的一切，我拒絕用犯罪的語言和概念去分析我們所做的事情有多嚴重或不嚴重（⋯⋯）如果這樣做會令我成為永遠的罪犯，如果法律真的容不下我們的信念，那麼我寧願做一個罪犯，也不要做一個背叛良知的人。」

隨便摘錄幾句話，我覺得字字句句都兀自燃燒，照亮了人心，掃蕩了昏暗，足以寫進史冊，流傳萬世。讀鄒幸彤的陳情文，我想到的是古今中外許多捨身取義的仁人君子，像漢末的李膺范滂，明末的楊漣左光斗——他們都因反對「閹黨專政」而招致牢獄之災，甚至於殺身之禍，而不管當時朝廷奸黨如何一口咬定他們犯下彌天大罪，世人都只會記得他們是忠臣義士，景仰不已。

鄒幸彤不就是這樣的人物嗎？她追求民主，主張「結束一黨專政」，鼓勵大家「盡我們作為國家主人的義務」去控制及監察權力，為過去的傷害尋求公道，並防止更大的災難來臨，全是人人當行之義，何罪之有？她的陳詞理直氣壯，一如范滂當年的抗辯。

剛直不阿的東漢名士范滂，因「黨錮之禍」下獄，桓帝命宦官王甫審訊他。王甫乃質問范滂：「你身為臣子，沒有一心效忠國家，反而結黨營私，互相推舉，妄議朝廷，指控都憑空捏造（《後漢書》原文為「評論朝廷，虛構無端」）。你們私下結交並謀劃這一切，到底想做甚麼？」其中「評論朝廷，虛構無端」一語，在現代大概就是所謂「煽動顛覆國家」罪了。

范滂是這樣答的：「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意思是：「聽孔子說過：『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我們只想親近及讚美善人，令大家跟他同樣清廉；至於惡人，則一起厭惡並疏遠，讓大家共同除去污濁。我們做的事情，本以為是君王施政所期待的，倒沒想過會被說成是結黨。」

時不同而理同。

范滂當年所做所說的，跟鄒幸彤今天所做所說的，一樣理所當然、義不容辭——這一點，漢末眾多士大夫明白，今天稍有理性的人也明白。古今不同的，是審判者的反應。身為敵對黨派的宦官王甫，聽到范滂一番慷慨陳詞，竟「愍然為之改容」（生起哀憫之情，臉容也變了），隨即下令把他身上的刑具解開。反觀今日那三個國安法指定法官，聽見鄒幸彤的陳詞，不是面無表情就是反唇相譏。儘管范滂最終仍是遇害，但我們至少知道，中間有個宦官王甫原來是良知未泯的。

除了東漢的范滂，我還想到英國的「叛國犯」摩爾（Thomas More）。摩爾是十六世紀英國哲人、大臣和大法官，寫過《烏托邦（Utopia）》這部經典，死後被天主教封為律師、政治家的主保聖人。摩爾之所以被控「叛國」，是因為他反對亨利八世因婚姻問題而脫離羅馬天主教會，並拒絕宣誓承認亨利八世為英國教會最高首長。摩爾最終被判叛國罪成，於1535年處決。據說他臨刑遺言是：「我死，首先是上帝的僕人，亦是國王的忠僕（I die the king’s good servant, and God’s first）。」

摩爾的遺言，為所有法律工作者揭示了最高原則：良知，絕對不應該被政治效忠所凌駕。曾經是大律師、如今身繫桎梏的鄒幸彤做到了，那高高在上審判她的人又如何呢？世界會看到一個人的高尚，歷史會記錄另一些人的卑鄙。香港雖然沒有王甫，但至少還有幾個范滂和摩爾，我們必須好好記住，感激他們的犧牲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