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语国家经济想靠土耳其带飞？一把卡住你脖子！

10月29日至30日，“突厥国家组织”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土耳其将从阿塞拜疆手中接任该组织轮值主席国，“突厥世界”一体化的叙事被一再提及。然而，剥开这层政治与文化的“锦绣外衣”，一个最朴素的经济命题终究无法回避：究竟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1992年，出于通过发展对外经贸摆脱苏联解体后经济困境的动机，中亚-高加索5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苏联解体翌年(1992年)参加了土耳其主导的首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该会议随后一步步升格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再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在这个进程中，“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双泛”势力借机塞进了越来越多的私货。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即使不考虑“双泛”做大的巨大风险，通过客观审视经济现实与经济规律，也不难认识到，是中国，而不是土耳其，在扮演区域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中亚-高加索国家打破“资源诅咒”的希望是中国而不是土耳其

苏联解体后，丧失了全苏市场的中亚及高加索原加盟共和国经历了深刻全面的去工业化，其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等初级产品行业，由此深陷宏观经济波动性加剧、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腐败和社会矛盾格外严重的“资源诅咒”，需要与蓬勃成长的制造业大国加强经贸联系，取得广大销售市场、投资、从消费品到资本设备各色货物服务，方才有望缓解“资源诅咒”恶性循环的波动烈度。

“资源诅咒”并非完全不可化解。

第二次工业革命煤炭需求爆发式增长期间，德国没有陷入“资源诅咒”，现代石油工业诞生地美国也没有陷入“资源诅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当时是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大国，资源开发收益能够与制造业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独立的资源生产和出口国要摆脱“资源诅咒”，就需要与蓬勃成长的工业化大国“绑定”。那么，今天的土耳其能够为中亚-高加索国家发挥这样的作用吗？答案是否定的。

不错，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在这6个国家中，土耳其是毫无疑问的头号经济大国。苏联解体后至本世纪初，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尚未走出苏联解体的经济震荡，土耳其在这六国GDP总和中占比常常达到80%以上，近八九年来占比接近70%。

然而，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土耳其制造业无论是技术先进性还是成本都缺乏竞争力，与“中国制造”、东亚、西方国家相比望尘莫及，其经济规模和进口需求、对外投资能力更远远不足以拉动中亚-高加索国家发展，在一些关键领域甚至落后于阿塞拜疆等国。

相比之下，以美元现价计算，中国GDP占全球比重近年保持在17%左右，土耳其占比直到2005年才首次达到1%，20年来最高也只占到1.2%。1980年至2025年间，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六国GDP总和占全球比重最高不过1.8%，即使伊斯兰合作组织57国GDP总和占世界比重，最高也不过9.27%(2013年)，低点只有4.89%(1994年)。

在日益巨大经济规模和强劲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并迅速成为绝大多数初级产品的最大进口国。无论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还是铁、铜等金属矿产，抑或农产品、食品，进口量和进口金额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以至于中国在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煤炭的同时，煤炭进口量也占到了全世界煤炭国际贸易总量的1/3；作为连续近20年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也能够向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突厥语各国提供从消费品到资本设备的包罗万象的货物。

所以，中国与该六国的贸易额远远超过“突厥国家组织”内部贸易额。

根据有关报道，2025年“突厥国家组织”对外贸易总额为8500亿美元，其中突厥语国家间贸易占7%，亦即595亿美元；同年中国对六国贸易额如下：

对土耳其贸易额，446亿美元；

对哈萨克斯坦贸易额，487亿美元；

对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272亿美元；

对土库曼斯坦贸易额，100亿美元；

对乌兹别克斯坦贸易额，161亿美元；

对阿塞拜疆贸易额，33亿美元；

中国对该六国贸易额合计1499亿美元(四舍五入)，相当于“突厥国家组织”内部贸易总额的2.52倍。

2026年，中国与上述六国贸易增长速度继续高于土耳其在“突厥国家组织”内部贸易增速。1月至7月，土耳其在“突厥国家组织”内部贸易额101亿美元，同比增长6.6%，同期中国与主要突厥语国家贸易如下：

对土耳其贸易额376亿美元，相当于其在突厥国家组织内部贸易额的3.7倍，同比增幅11.7%，相当于土耳其在突厥国家组织内部贸易额增幅的1.8倍；

对哈萨克斯坦贸易额324亿美元，同比增长24.1%；

对乌兹别克斯坦贸易额106亿美元，同比增长28.3%；

对阿塞拜疆贸易额17亿美元，同比增长9.3%；

……

从上述客观现实来看，中国才是突厥语国家经济增长发动机。

土耳其：内部经济拉胯 对外爱卡脖子

在国际投资方面，以土耳其为核心的“泛突厥主义”“突厥斯坦”构想背离客观经济现实与规律。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6世界投资报告》，202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5787亿美元，土耳其为729亿美元，亦即人口16倍于土耳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土耳其的49倍。

即使与东南亚国家、其他突厥语国家相比，土耳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缺乏优势：

泰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136亿美元，相当于土耳其的2.9倍；

阿塞拜疆人口只有土耳其的1/8，对外投资存量335亿美元，相当于土耳其的46%，亦即其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7倍；

哈萨克斯坦人口相当于土耳其的1/4，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5亿美元，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土耳其相当；

……

根据这样的基本面，可以肯定，以土耳其为核心的“泛突厥主义”“突厥斯坦”构想倘若全面付诸实施，将给其它突厥语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从数据来看，土耳其GDP占全球份额直到2005年才首次达到1%，20年来最高也只占到1.2%，与中国的17%左右不可同日而语，其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体系中迄今最大资本是扼五海三洲要冲的区位优势，位居长期以来世界最大能源进口消费区欧洲和中东、中亚-里海两大油气能源富集区之间，使之成为国际能源运输、特别是油气管道运输的枢纽，中亚和阿塞拜疆希望在以俄罗斯为枢纽的苏联油气管网体系之外开辟新的油气外输路线、特别是输欧路线，因而将眼光投向土耳其，但以下因素严重限制了土耳其对中亚-高加索国家的这一潜在通道功能：

首先，土耳其扼五海三洲要冲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意味着该国位于多个地质板块交汇之处，地壳断裂带众多，地震风险高，从而遏制其在经济地理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区位优势。多年未发生大地震使得市场普遍忽视了这一点，但经过2023年初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土耳其最重要油气运输枢纽港杰伊汉虽然不是这场地震的震中，但离震中不远，市场已经无法忽视这一潜在系统性风险。

其次，与地质风险相比，以土耳其为贸易物流枢纽的国家，更常面临的风险是土耳其已经“习惯成自然”的“卡脖子”偏好。当年借“瓦良格”航母赴华讹诈勒索一事，给中国国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断提高海峡通行费等，令全球贸易、航运业界多年来怨声载道；就是突厥语国家，也亲身体验到了土耳其“卡脖子”的滋味：

2024年3月，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访问土耳其时表达了加入“突厥国家组织”的意愿，且在4月访问非突厥语国家塔吉克斯坦时邀请其总统参加10月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的“突厥国家组织”非正式峰会。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突厥国家组织”11月峰会上，土库曼斯坦并未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国，而是保持了观察员身份，主要症结是土耳其试图借土库曼斯坦寻求加入该组织的机会，逼迫土库曼斯坦选择有利于土耳其但未必有利于土库曼斯坦的对欧输出天然气路线。

……

有这样的经历，中亚-高加索国家对外贸易物流运输如果大力度押注土耳其通道，最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风险？

结束语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理解、尊重世界各国人民寻求发展、改善生活的愿望，愿意不断扩大开放，与世界各国人民分享发展机会与经验，对土耳其和其他突厥语国家人民都不例外，并且为此作出了持续的切实努力，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六国与中国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只要屏蔽“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双泛”势力等毁灭性风险的干扰，相信中国与突厥语国家的互利经贸发展还有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