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发现90周年 良渚给世界留下怎样的“礼物”？

202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

1936年，学者施昕更在浙江杭州良渚发现了几片黑陶，叩开了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研究的大门。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近日，第四届“良渚论坛”期间，多国学者以良渚为样本，围绕早期文明的发生机制与多元路径展开跨文明比较，使良渚进一步进入世界文明谱系的讨论视野。

从一片黑陶到一座古城，良渚研究正经历从“发现遗址”到“解读文明”的跨越。

国际对话：把良渚放进世界文明谱系

文明探源的关键在比较。作为一处发现仅90年的遗址，良渚相当“年轻”，但其“稻作—玉礼—古城”模式，被学者置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等全球文明中重新审视。

在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教授傅稻镰看来，玉璧、玉琮这类礼器是良渚最动人的部分，但维系这套礼仪体系，前提是稳定、可储藏的食物基础——水稻。

“水稻种植流程复杂，包含灌溉等诸多环节。开垦、管护连片稻田与调控水源，仅凭少数人难以实现，需要整个社群协同劳作。”在傅稻镰看来，正是经营水稻所要求的这种集体努力，为后续修筑城墙、水坝等大型工程埋下了伏笔。“良渚宏大的水利工程，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协作文化的产物。”

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的谷物农业以小麦、大麦为主。这类作物适宜半干旱、季节差异显著的环境，河流几乎是唯一稳定水源，当地农业自诞生起就需要储粮应对旱季。古埃及河谷耕地有限，很早就催生土地竞争。

“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诞生于稀缺资源的竞争，良渚则兴起于丰饶湿地里的集体协作。”他说，不同文明轨迹相互参照，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早期城市与复杂社会的多样性。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与社会变迁学院院长帕特里克·瑞安·威廉姆斯长期研究水及人类对景观的改造。他说：“看到良渚的土方工程、水坝、水库，以及人们如何借此缓解环境制约，我非常兴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具远见的发展。”

在他看来，良渚虽被发现较晚、很“年轻”，却是全世界最早的城市之一。他表示，未来会把这些案例带进课堂，“当代年轻学者应关注良渚这类早期城市案例，从中学习如何更好地与环境共处、与他人共生”。

多学科实证：从一粒米到海平面升降

实证是文明探源的骨架。植物考古、环境考古、残留物分析等科技手段，正把“见物不见人”的材料，串成从生业到社会的证据链。

在良渚，这条证据链的一端，是一粒粒已经炭化的稻米。

良渚池中寺遗址揭露出约1万平方米的炭化稻米遗存；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田埂、水渠规划有序。粮仓、田块与水管理相互咬合，使“稻作农业”不再只是概念，而成为可追踪的供给体系。

不过，稻作体系只是良渚生业网络中最显眼的一环，人与动物、植物乃至微生物之间的联结远比单一作物复杂。

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学术主任、维也纳大学教授芭芭拉·霍赖斯强调，要从多物种视角研究新石器时代的进程，例如关注人类与动植物、细菌、真菌、病毒之间的关系。

环境考古则尝试回答良渚何以兴盛、又何以衰落。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张华围绕长江下游区域环境演变提出一种猜想：约6300年前，长江下游区域海平面趋稳，吸引人口集聚；约5400年至4900年前，洪水等极端事件频发，良渚早期水利系统或正是对这一气候的响应；距今4500年至4400年间，海平面可能在百年内骤升约一米，并伴随海水倒灌。“这很可能造成水利工程失效，成为良渚古城废弃的重要原因。”

研究不只是植物与环境。土耳其科奇大学考古学教授拉娜·厄兹巴尔介绍，研究人员通过检测安纳托利亚西北部陶器中的乳脂残留，还原了早期乳制品加工工艺，“当我们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会看到新生活方式中极为重要的维度”。

从炭化稻米、稻田水渠到陶器残留与海平面记录，多学科的交流不仅拼合了良渚的证据链，更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领域，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视野。

精神解码：让沉默的遗址“开口说话”

如果说实证回答“是什么”，精神解码追问的则是“何以文明”。

帕特里克·瑞安·威廉姆斯分享了他在秘鲁塞罗鲍尔遗址的研究。这座瓦里帝国的南部重镇，山顶矗立着神庙，山下分布着宫殿、手工作坊、酿酒坊和大型仓储。建筑朝向雪山与山神，部分陶器经检测来自数百公里之外，神庙还留下不同族群信仰交融的痕迹。

他以此说明，瓦里政权正是靠包容地方信仰、整合不同人群，才在边境延续繁荣数百年——这与良渚以统一信仰和玉礼凝聚社会，形成跨越重洋的呼应。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部史前考古学教授内奇米·卡鲁尔展示了一处柱面布满人兽形象的建筑遗址。在他看来，早期农业定居点的建筑不只是遮蔽物，更是集体记忆的装置。“底格里斯河上游早期农业聚落中的公共建筑、石柱、通道等象征性雕刻，把人群聚集起来，使仪式、协作和知识传递获得稳定场所。”

这种精神世界的构建，在良渚社会同样有迹可循。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认为，良渚平原本是不同人群汇聚、冲突之地。约5300年前后，为有效调和矛盾，良渚先民以一个“天才的设计”破局——将各方信仰整合为统一的良渚神徽，即神人兽面纹。由此建立礼制与玉器系统，营建良渚古城。

面对西方学界长期以文字、冶金术、城市为文明“三要素”的标准，中国学者基于良渚等考古发现，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方案，文明标准是普适还是多元，也成为论坛自由讨论中最受关注的命题之一。

这正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带给世界的重要启示：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路径具有多元性，不应以单一模板覆盖不同地域的古文明。读懂文明的多样，比固守单一定论更要紧。

从施昕更的黑陶到今天的国际对话，90年接力积累的不仅是一部考古发现史，更是一套让文明被世界读懂的“语法”。

“懂得珍视这种文明多样性，或许正是良渚留给当今世界的一份礼物。”傅稻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