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憲的思考》人生終究要流入大海：蔡康永為什麼站出來？

我一直很喜歡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對人生與死亡的看法。他在〈如何面對老去〉（How to Grow Old）這篇文章中，把人的生命比喻成一條河流。河流剛開始狹窄而湍急，充滿個人的慾望、掙扎與追求，後來河道逐漸寬廣，水流慢慢平靜，最後流入大海，失去原來獨立的形體。羅素認為，克服死亡恐懼的方法，就是逐漸擴大自己關心的範圍，讓個人的生命融入更廣大的世界。因為即使自己死了，原本關心的事情仍然會繼續存在。

看到蔡康永最近因為出席沈伯洋的競選活動，遭受不少藍白支持者批評，甚至影響原本中國的事業與商業利益，我就想到羅素這段話。蔡康永後來也出席蔣萬安的競選活動，顯然不能簡單地用支持哪個政黨來解釋他的行為。

他自己說得很清楚，台北市警方搜索西門町同志酒吧引發的爭議，是促使他站出來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無法接受台灣社會經過多年努力，好不容易讓同性戀不再被當成可以任意欺負的族群，卻可能重新走回過去的道路。他甚至問，難道還要讓那些十七、十八歲的年輕人，繼續承受過去的壓迫嗎？

我覺得很多人其實搞錯了重點。台灣有不少人關心的，不只是統獨問題，而是自由、民主與人權。支持台灣的自由民主，不代表每個人都必須有相同的國家認同或政治主張。關心同志的權利，也不代表一定支持哪個政黨。當我們習慣把所有公共議題都簡化成政治立場，就很容易忘記，政治原本應該是為了解決人的問題，而不是為了替每個人貼上標籤。

2019年民進黨執政時推動同性婚姻立法，最後立法院通過同婚專法。當年我寫了很多支持同性婚姻的文章，寫到有些人甚至以為我自己就是同志，還因此收到騷擾訊息。我其實不是同志，只是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追求幸福的自由。為什麼只有同志才能支持同性婚姻？難道不是女性，就不能關心女性的權利？不是窮人，就不能關心貧窮造成的不公平？不是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就不能反對威權統治？這種把個人身分與公共價值綁在一起的思考方式，其實非常奇怪。

我始終認為，自由的意義，不是只有自己能夠選擇喜歡的生活方式，也包括別人能夠選擇我未必理解、甚至不會選擇的生活方式。民主也不只是定期投票選舉，而是讓不同立場的人，都能夠在不受恐懼與歧視的環境下生活。人權更不是哪個政黨支持者的專利，而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基本保障。如果我們只在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時才願意站出來，那麼我們真正關心的恐怕不是自由，而只是自己。

蔡康永這次的選擇，還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他願意承擔相當大的代價。他已經擁有知名度、財富與社會地位，根本不需要再透過政治活動證明自己。這次事件確實讓他的事業與商業合作受到嚴重影響，他自己也承認損失很大，但仍然表示不在乎身敗名裂。他還說，希望台灣的選舉可以理性、開朗、就事論事，不必每次都像要消滅對方才能獲勝。如果自己的損失能讓更多人相信，政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那些代價就有了意義。

這一點與羅素的人生觀很接近，一個人剛開始努力，往往是為了讓自己過得更好，追求財富、名聲、自由與安全。但是如果生命始終停留在這個階段，不管累積多少成就，最後關心的仍然只有自己。當一個人開始在乎別人能不能自由地活著，甚至願意承擔失去自身利益的風險，讓其他人不必再承受自己經歷過的痛苦，生命才真正開始流向更廣大的世界。

羅素甚至說，他希望自己能夠在工作中死去，因為他知道，自己無法繼續完成的事情，還會有其他人接手。這是一種很深刻的死亡觀。人之所以害怕死亡，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太執著於自己的存在，總覺得世界沒有自己，一切就失去了意義。但是羅素的想法剛好相反，當一個人關心的事情不再只是自己，死亡就不再意味著所有事情的終結。

台灣的自由民主也是如此。今天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許多權利，其實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從解除戒嚴、爭取言論自由，到同性婚姻合法化，背後都有許多人付出努力。有些人的名字我們還記得，更多人的名字早已被遺忘，但他們爭取到的自由，仍然存在我們每天的生活裡。這些權利也不是一旦取得，就永遠不會倒退。每一代人都有責任思考，自己究竟要留下什麼樣的社會給下一代。

當年自己支持同性婚姻的事情，我其實沒有因此得到什麼個人利益，反而惹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但是我不覺得支持別人的自由，需要先證明自己也屬於那個族群。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不應該要求每個人只能關心自己的利益。否則民主最後就會變成不同群體爭奪利益的工具，而不是讓所有人共同生活的制度。

我不認為每個人都必須像蔡康永一樣公開表態，也不認為願意付出代價，就代表一個人的所有政治選擇都是正確的。但我認為，一個人願意為自己相信的價值承擔多少風險，確實可以讓我們理解，那些價值在他生命中究竟有多重要。

人生終究是一條流入大海的河流。沒有人能夠永遠保有自己的財富、權力與名聲，甚至連自己的名字，最後也可能被世界遺忘。但是如果我們曾經努力，讓一些人不必再承受自己經歷過的痛苦，讓一些自由與尊嚴得以延續，那麼即使河流消失了，它所滋養過的生命，仍然會繼續存在。

一個人真正超越死亡，不是死後還有多少人記得他的名字，而是即使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人記得他，仍然有人因為他曾經做過的事情，可以活得更自由、更有尊嚴。

蔡康永不需要那些十七、十八歲的年輕人永遠感謝他，他只是希望有一天，這些孩子不必再經歷他曾經經歷過的痛苦，也不必再等待另一個蔡康永站出來。

自由民主最珍貴的地方，不是讓我們可以只為自己而活，而是讓我們有機會為那些與自己不同、甚至永遠不會認識的人，保留自由生活的可能。

這或許就是羅素那條河流，最後流入大海的真正意義。

（作者為資安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任教單位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