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競爭正從軍事、外交與經濟空間,延伸到「規則空間」,台灣應建立法律防火牆以應對北京的法律長臂管轄。
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副教授Mark Jia指出,中國正透過《反外國制裁法》及懲治「台獨」司法意見,打造法律長臂管轄。此舉不僅影響台灣,更改變了主權競爭形態,台灣需建立法律防火牆並強化國際司法協調以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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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推動《反外國制裁法》及針對「台獨」分子的司法意見,試圖建立境外管轄權。此舉被視為中國國家權力在法律領域的延伸。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8月7日刊出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副教授Mark Jia的〈中國的法律武器〉(China's Legal Weapon)一文,提出一個值得台灣警覺的觀察:法律本身也是國家權力。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國制定多少法律,而是它能否讓境外政府、企業與個人必須計算違反這些法律的代價。對台灣而言,這意味兩岸競爭正從軍事、外交與經濟空間,延伸到「規則空間」。
過去談中國大陸對台壓力,多半聚焦軍機、軍艦、外交封鎖與經濟制裁,但法律權力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不必真正進入台灣,就可能先改變台灣人的行為。近年北京陸續建立《反外國制裁法》、阻斷外國制裁措施及涉外管轄制度,顯示中國已不只抵抗美國的「長臂管轄」,而是開始打造自己的法律長臂。2024年發布的懲治「台獨」相關司法意見,更宣示對特定行為追究刑責,部分案件甚至可以缺席審判。
從台灣法制看,這些規範不能直接在台灣執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它們是否透過第三地產生效果。政治人物、學者或企業主管,可能開始考慮能否進入香港、澳門,能否前往與中國司法合作密切的國家,企業在中國是否有資產,合作夥伴是否會因法律風險而保持距離。只要這些考量開始改變行為,北京的法律就已經取得權力。
這也改變了主權競爭的形態。傳統主權強調「誰控制土地,誰制定規則」;但二十一世紀的權力,也表現為即使沒有控制領土,仍能透過市場、金融、供應鏈與司法管轄,讓規則在境外產生效果。美國依靠美元、出口管制與金融制裁建立這種力量,歐盟以龐大市場形成「布魯塞爾效應」;如今中國也正把市場規模、供應鏈與國家法律結合,建立自己的規則輻射圈。
因此,台灣不能只問「誰控制台灣」,還必須追問:誰有能力決定台灣人在世界上可以做什麼?如果中國法律逐漸影響台灣企業在第三國的交易、學者的國際活動,以及外國企業與台灣往來的選擇,北京即使沒有取得領土控制,也可能取得部分規則控制。
台灣的回應不能只停留在「中國法律在台灣無效」。政府應建立法律防火牆,防止中國政治性判決透過第三國產生效果;也要與理念相近國家加強司法協調,避免政治性追訴被包裝成一般刑事案件;同時協助企業處理中、美、歐與台灣法規衝突時的合規風險。台灣也應把半導體、人工智慧、資安與供應鏈治理轉化為自己的規則影響力。
北京正在測試的,不只是海峽的軍事邊界,也是法律可以走多遠的規則邊界。台灣要保衛的,不只有領海、領空與領土,也包括人民在國際社會不受他國恣意管轄的行動自由。軍事嚇阻守住的是海峽,法律嚇阻守住的,則是主權的規則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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