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中国｜一粒种子的“长征”——中国超级稻的三十年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

这是1994年美国人莱斯特·布朗提问。他推算：“中国将出现巨大粮食缺口，全世界加一起也填不上。”现在来看，这个近乎判词的预言早已被击碎：预言中的“巨大缺口”从未出现，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里。而打破这个荒诞预言的，是一粒种子的“长征”——一场由几代中国水稻研究者接力走完的科学远征。

2026年9月13日，中国超级稻三十年大会在沈阳开幕，25位两院院士及全国涉农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人士齐聚一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在会上追忆超级稻研究历程：“水稻亩产350公斤时，我风华正茂，现在亩产600多公斤时，我已两鬓斑白。”

同样在1994年，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宣布：新株型超高产水稻选育成功。美国媒体惊呼——“这将有助于多养活5亿人口。”

而它的骨干亲本之一，正是沈农89366——一枚编号里刻着“沈农”二字的中国稻种。

消息传回沈阳，82岁的杨守仁无法平静：中国人创制的种，为什么育不成自己的超级稻？

老爷子的底气，攒了四十年。1951年，39岁的杨守仁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转身登上回国的轮船。此后数十年，他死磕一条无人看好的窄路——籼粳杂交：让“分家”几千年的两个亚种重新联姻。

这条路，同行避之不及，他一走就是半辈子——没有地图，没有援军，这是育种人独自启程的第一段“长征”。1987年，他在日本《育种学杂志》发表论文，系统提出“理想株型与有利优势相结合”。这份论文，日后被公认为中国超级稻的理论原点。

1996年，他致信钱学森院士，转呈国务院，建议开展中国超级稻研究。农业部旋即在沈阳召开论证会。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立项——中国稻作科学的一场“长征”，自此出征。

1996年定下的目标，近乎狂妄：2000年，亩产700公斤。而那一年，全国水稻平均亩产只有414.2公斤。

没有退路。东北无霜期短、积温低，南方模式照搬过来水土不服。二十年间，中国人均粳米年消费量从17.5公斤涨到30公斤，国际市场却几乎无人肯卖——只能自己种。这是横亘在第一代超级稻人面前的“雪山”：翻不过去，就没有路。

沈农人在株型上下功夫：穗子直立，叶片上冲，茎秆粗壮，耐寒抗倒。1997年，沈农265育成——中国第一个超级稻品种，一季产量直指每公顷12吨。

陈温福回忆：“杨守仁老师八十多岁了，给我打电话，说要上稻田里看稻子。”陈温福先整一个轮椅，给他推到稻田那里，看了一大圈回来。“他脑子里只有稻子。”陈温福说。

1999年，辽宁新民50亩示范田实收测产，平均亩产830.1公斤。在陈温福的主持带领下，20多个适合不同稻区的超级稻品种，迅速推广开来，彻底改变了东北稻区种植日本稻种的被动局面。

不止东北。2000年，农业部对湖南、浙江、辽宁三省百亩示范片同时验收：湖南704公斤，浙江789公斤，沈阳的沈农606，880.7公斤，全国最高。超级稻“三级跳”的第一跳，蓄力落地。“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南方，袁隆平主攻超级杂交稻：优势惊人，但须年年制种。北方，沈农主攻超级常规粳稻：高产固定在种子里，农民留种，来年接着种。两条线，同一套部级确认推广体系。

协作从立项第一天就开始。1996年，全国12家优势单位组成协作组；1997年，农业部超级稻专家委员会在沈阳成立，成为全国协作的中枢。1998年，袁隆平上书国务院，1000万元专款撬动全国攻关。每年冬天，各地育种材料汇集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南北团队把试验数据摊在桌上，互相挑毛病。

南北也互相“串门”。2006年，袁隆平专程到沈阳农业大学，与陈温福、徐正进在试验田边研讨；2009年，武汉、沈阳、北京的育种专家又同赴湖南隆回，蹲在田埂上看超级稻长势。

东南西北中，都在做同一件事。广州黄耀祥的半矮秆株型，站稳华南；福州谢华安育成推广面积最大的汕优63；成都周开达破解西南高温寡照难题；杭州协优9308叩开籼粳杂交之门；南京两优培九、宁波甬优1540相继崛起；哈尔滨的龙粳31，一年种下1692万亩；长沙袁隆平团队向一季吨粮发起总攻；沈阳的沈农系列，接力棒一棒未断。

协作见效。2004年，800公斤的二期目标提前一年达成。2011年，900公斤的三期目标提前四年达成。

此后，是不断“跳级”的十年，也是接力棒一代代下传的十年。2014年10月，湖南溆浦，Y两优900百亩连片实测亩产1026.7公斤。中国水稻单产，首次突破1000公斤。

2021年，河北永年，102亩示范田平均亩产1326.77公斤，创下大面积水稻单产世界纪录。同年，湖南衡南，双季稻周年亩产1603.9公斤，再度刷新世界纪录。

而“超级稻”三个字，从不是终身桂冠。三十年间，264个品种获冠名，135个因推广面积未达到要求被除名。超级稻的“长征”，是一场从未停赛的淘汰赛。而支撑这场淘汰赛三十年不散场的，是一代代育种人孜孜不倦的坚守。

现在，来算一笔账。超级稻年推广面积稳定在1.3亿亩以上，约占全国水稻面积的三成。全国每三碗米饭，就有一碗出自超级稻田。

30年来，超级稻有效拉动全国水稻单产由30年前的每亩388.6公斤(1991-1995平均)提高到现在的每亩475.9公斤(2021-2025平均)，增产幅度达到22.5%。

这22.5%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出了数千万亩稻田，意味着布朗之问，被一笔一画写进了稻田里。2025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第二年突破7亿吨，实现“二十二连丰”。对布朗最好的回答，就在收割机的滚筒里。中国人的饭碗里，稳稳装满了中国粮。

2005年，杨守仁先生辞世。2021年，袁隆平先生辞世。“禾下乘凉梦”，交到了后来者手中。今天，沈农的育种圃里，新品种还在排队下田。基因编辑、AI设计育种，已写进下一程的计划书。

三十年前，杨守仁在沈阳写下题词：“理想株形与优势利用相结合，是水稻超高产育种的大方向。”三十年后，这个方向上，站着一个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中国。

回望来路，几代水稻研究者翻过了一座一座拦路大山：无人看好时，杨守仁独守窄路半辈子；家底单薄时，南北团队挤在地里互相挑毛病；桂冠加身时，他们仍把超级稻当成一场淘汰赛来跑。直面困境的坚韧，坐冷板凳的耐性，丰收之后的清醒，就这样一棒一棒传了下去。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这，就是中国超级稻的三十年——“长征”仍在继续，接力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