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槍彈：從書刊查禁到兩岸宣傳戰的歷史現場

1951年，臺灣省圖書館收到總統府來函，機要室資料組表示為研究需要，欲商借館藏禁書。館方查核「禁書目錄」後，發現共有1,905冊。這批一般讀者不得閱覽的書刊，已被移存於較偏遠的書庫；館員整理打包後回函（圖1），請總統府派員點收。仔細查看目錄，其中不只與共產黨相關的書籍，也包括各國文學名著與科學類專業書籍（圖2）。連總統府研究人員都需要特別發函才能取得，正凸顯禁書制度如何切斷一般民眾與知識之間的連結。

在漫長的威權統治時期，這類「禁書目錄」遠不只一份。隨著查禁行動持續進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編印的《查禁圖書目錄》也不斷增補，宛如將作家的心血與思想囚禁在一頁頁名單之中。用來管制書刊的法令同樣不只一種，而且往往同時存在、相互交疊。1949年，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依《戒嚴法》公布《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1950年，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改訂《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1951年，臺灣省政府與保安司令部再公布《檢查取締違禁書報雜誌影劇歌曲實施辦法》。此外，《出版法》及相關規定也持續適用。至1953年，行政院又修訂公布《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使出版品管制更加嚴密。

這些法令並非逐一取代，而是同時並存。實務上，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及其改制後的警備總司令部等機關，會依不同法源進行審查與查禁；後來編印的《查禁圖書目錄》（圖3、圖4），便同時收錄「違反出版法」與「違反戒嚴法」的書目。相關規範又常以「詆毀政府或首長」、「違背三民主義」、「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散布失敗投機之言論」及「影響社會人心秩序」等高度概括的語句作為查禁標準，主管機關擁有極大的解釋空間，使書刊的出版、流通與閱讀受到廣泛限制。

除了把查禁書目列入「黑名單」，軍校等特定場域還有更嚴格的「白名單」制度，只有名單內的書籍與雜誌能夠提供閱覽。1952年，時任空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徐煥昇發函國防部總政治部，請求為空軍官校增購21種雜誌（圖5）。徐煥昇曾在1938年率隊飛往日本投撒反戰傳單，深知文字宣傳的力量；然而，這次希望擴充軍校閱讀資源的提案，仍遭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以白名單以外刊物可能影響官兵士氣為由，批示不准添購（圖6）。

經過國共內戰的失敗，來臺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宣傳投注了非常大的心力。1951年開始，中國國民黨就設立了中央委員會第四組，負責統籌主導宣傳工作。每月一次的「宣傳會報」甚至是由蔣中正親自主持。從目前的紀錄中，「第四組」在禁書的決策過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就像宣傳工作的大腦一樣，不只負責編寫「禁書目錄」，也訂定各種審查標準。而在省的層級，則有保安司令部與省教育廳、新聞處、警務處及保安處共同組成的「書刊聯合審查小組」，針對市面上新出現的書分析有無違反審查標準，必要時也會詢問指導單位「第四組」的意見。

到了執行的層面，進行禁書工作的則是「書刊檢查小組」，在保安司令部的統一規劃下，各縣市，甚至鄉鎮層級都紛紛成立了書刊檢查小組，由地方的警察局、教育科、社會科共同派員檢查各地的書報攤，形成綿密的搜查動作。

在多重法令與層層審查下，查禁範圍不斷擴張。除了宣揚共產思想的書刊，文學作品、情感描寫，甚至技術類書籍，也可能因作者身分、內容被認為「淫穢」或其他概括理由而列入禁書名單。

最令人錯愕的是，連《礦石機裝製法》這類技術書籍也遭查禁（圖7）。檔案顯示，審查者討論的理由包括作者是否被認定為「附匪」，以及書籍採由左至右橫排等與內容本身無直接關係的因素。僅憑作者身分與形式特徵，民眾接觸專業知識的機會便可能遭到剝奪。1970年《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更明定「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物」一律查禁；然而在此之前，「附匪」作者的作品早已長期成為查禁對象，顯示審查標準缺乏透明度，人民權利也缺乏明確保障。

1959年末，警備總司令部又規劃一場針對武俠小說的大規模掃蕩，堪稱武俠小說界的「武林滅絕」，行動代號為「暴雨專案」（圖8）。當局一方面認為武俠小說過度流行，可能影響社會秩序；另一方面，許多作品曾刊載於被認定為「附匪」的報紙，也被視為對岸文化統戰的工具。1960年2月15日至17日，警備總司令部與各地警察單位同步掃蕩書店、書報攤與出租店，三天內查禁97種、12萬餘冊武俠小說。

為了降低查禁造成的損失，出版社會改用不同書名或作者名重新翻印，試圖躲避政府查緝。當時，出版社、書攤與出租店的商品都可能突然遭到沒收，經營者因而承受沉重的經濟壓力。查禁標準浮動不定、無跡可尋，業者甚至難以掌握自我審查的界線，許多與政治無關的書籍也可能不明不白地被沒收。這種缺乏明確標準的查禁方式，嚴重限縮民眾獲取資訊與娛樂的管道。戒嚴時期的禁書制度不只是一本本出版品的審查，更是國家透過壓制出版自由、言論自由與思想多元，進而剝奪人民獲取知識與表達意見的基本權利。在戰爭動員體制下，禁書管控政策箝制文字傳播，使臺灣社會的文化與知識難以流通。

文字、圖像與各類出版品，一方面是對內管控思想和輿論的對象，另一方面也成為對外宣傳的工具。長期對峙中，兩岸政府都大量製作空飄傳單，把文宣納入心理作戰，試圖動搖對方士氣、爭取人民認同。這種作法與今日所稱的「認知作戰」雖有不同的歷史脈絡，卻同樣把資訊視為影響敵我判斷與行動的戰場。

兩岸對峙期間，共軍製作的空飄傳單內容相當多元。有些傳單刊載臺胞在中國生活的照片，宣稱當地社會繁榮、經濟發展良好，試圖營造「回歸祖國才是幸福」的印象（圖9、圖10）；另一些則直接鎖定前線國軍官兵，製造厭戰氛圍，勸說士兵放下武器，甚至鼓勵他們駕機、駕船投降（圖11、圖12）。這些文宣意在加重前線官兵的心理壓力，但僅憑傳單內容，仍難判斷其實際效果。

在海峽的另一邊，臺灣方面也製作了大量空飄傳單。部分內容強調國軍武器威力，試圖使共軍官兵因恐懼而投降（圖13）；另一些則批評中共的土地政策與階級鬥爭，宣揚三民主義、民主與自由（圖14、圖15）。兩岸對峙期間，確實曾有共軍官兵駕機或駕船來臺，政府也將他們塑造成「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但個別行動的動機不能簡單歸因於傳單。更值得思考的是，臺灣政府一面向對岸宣揚民主自由，一面仍在島內實施書刊查禁與言論管制，凸顯對外宣傳與內部治理之間的矛盾。

對外空飄傳單與對內威權管控，是同一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兩種資訊操作。文字被印上傳單、飄向對岸時，成為動搖士氣、爭取認同的攻心武器；文字留在島內的書刊中，卻可能遭到審查、查禁，限制人民接觸資訊與表達思想。回望這些檔案，我們看見當年政府如何藉由掌握資訊追求統治安全，也更能理解：被奪走的思想與言論自由，正是民主政治應當保障的核心價值。